马里斯·杨松斯:一个永不完结的句点

马里斯·杨松斯：一个永不完结的句点

作者：***

来源：《音乐爱好者》2020年第02期

彼得·麦瑟

马勒对乐团来说一向都是一位重要的作曲家，比如从拉斐尔·库贝利克的那些录音中你就

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当然，马勒的作品也是马里斯·杨松斯保留曲目中十分关键的一部分。但

比这些事实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短片中，你能够感受到我们失去了怎样一位奇妙的指挥家。

音乐被创造出来那一刻的清晰和纯净，让我们亲身经历后“全然无法忘却”。

2019年12月1日，指挥家马里斯·杨松斯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的官

方网站第一时间发布了大师指挥马勒《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的黑白短片以示纪念。当我问及

乐团为什么选择这个曲目来缅怀大师时，市场总监彼得·麦瑟（Peter Meisel）给出了上述的回

答。

是啊，作为杨松斯的乐迷，在大师辞世的悼文通过网络、媒体不断袭来的那一刻，我并没

有即刻忆起什么特别的时刻和事件，反而在耳边不断浮现起那些美妙的录音和现场——余音绕

梁，四壁回荡，“全然无法忘却”。

然而，大师走了，所谈及的一切浪漫都像是一厢情愿的娓娓辩护。我曾经何其惊恐听闻某

位音乐家去世的消息。恕我直言，如此恐惧的根源既不是死亡本身，也不是再也无法见到其人

的虚妄，而是诡谲的身后事：近些年来，音乐家辞世的新闻几乎成了营销界的狂欢，各式各样

的热点莫名生成，纪念演出、纪念影片、纪念书刊、纪念唱片套装……不断涌现的缅怀形式利

用爱乐者的痛切情感轻易引发消费热潮。而这些看似狡黠的商业伎俩实则加速消解了音乐家艺

术寿命的延续，短时间内爆发式的讨论之后，随之迎来的是一片沉寂的话语场——人们连同他

们的音乐一并忘却了这个人的存在。因此，当我幸获采访彼得·麦瑟的机会时，一时竟不知是

伤心还是喜悦，可能是两者交织：我害怕成为“爆发消费”的一份子，却也极度渴望能够了解大

师晚年的真实生活。

2006年开始，麦瑟担任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市场总监一职，之后与杨松斯共事近十三

年。杨松斯晚年在两个顶级乐团（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和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

中选择留在慕尼黑，麦瑟功不可没，他们的友谊是促成这件事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对于麦

瑟来说，此刻这种“失去”的感情也许更加诚挚与强烈。言及至此，反倒释然，毕竟麦瑟与杨松

斯那些难得的私人记忆弥足珍贵。

在采访伊始，我希望麦瑟以个人角度还原作为工作伙伴的杨松斯是怎样一个人。麦瑟回答

说，杨松斯最吸引他的除了艺术造诣，还有他的为人。这位指挥大师从来不是一个一心只关注

音乐的领袖，他心系乐团的整体发展，也更在乎乐团内的每一个个体：

杨松斯对乐团的一切事物都很感兴趣，包括公关工作和市场营销。他总是希望了解音乐会

门票的销售状况，如果一场音乐会票卖得不好（他自己的音乐会几乎从未发生过这样的情

况），他还会主动想办法提供帮助。这些年来，与他一起工作的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一

开始，他希望了解所有细节，每当他回到慕尼黑，我都必须定期向他汇报工作。不久后，我意

识到我们逐渐建立起了一种相互信任的友谊。特别是在他投入最大心血的新音乐厅项目上，我

们紧密地一起战斗，因为我们不得不逐一说服公众和政客。

杨松斯十分尊重艺术的专业性，因此他坚定地认为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必须吸收最顶尖

的人才，无论是客席指挥、演奏家还是管理人员。如果你想与他见面，你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

以应对他随时抛出来的专业问题。很幸运的是，在我刚开始为乐团工作的2006年，有两件大

事发生：其一，是杨松斯与乐团录制的《肖斯塔科维奇：〈第十三交响曲〉》唱片获得了格莱

美奖；其二，是他领衔的两支乐团都在《留声机》杂志上获得了极高的世界排名（第一名：阿

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第六名：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我想，至少从那一刻开

始，他知道他可以信任我。

始终令我吃惊的是：如果你像我一样，已经从事自己的专业有些年头，你肯定会积累很多

经验，而这些经验告诉你哪些事情可以做到，哪些事情不能做到。但马里斯·杨松斯有时会让

我做一些我坚信不可能成功的工作。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我便别无选择，只能去尝试，因为他

会不断要求我去尝试。接着，奇迹真的发生了：它成功了！这也许是我从他身上学到的最重要

的一点：如果你真心想要做成一件事，你一定能够做到，永远不要放弃。最终，这个态度也成

为了杨松斯取得非凡艺术成就的一个关键因素。

如今，回首看去，麦瑟口中所说的这种执着的态度和性格的形成，很可能与杨松斯儿时难

以磨灭的记忆相关。

众所周知，杨松斯的父亲是二十世纪拉脱维亚指挥大师阿尔维德·杨松斯（Arvids

Jansons）。1940年，刚刚于利耶帕亚音乐学院毕业的阿尔维德作为小提琴手到里加歌剧院任

职，并在此结识了伊莱达（Iraida Jansons）——一位身世不幸（父亲和哥哥在二战期间被纳粹

杀害）的犹太裔女中音歌唱家。两人不久便喜结连理，伊萊达于1943年1月14日在里加的犹

太人聚居区产下一子，取名马里斯·杨松斯。马里斯出生的时刻正是这个家庭的一个节点：其

一，父亲阿尔维德在这一年与里加歌剧院签订合同，一跃成为首席指挥；其二，拉脱维亚终于

摆脱纳粹德国的统治，被苏联收复。但厄运依然没有离开这个家庭，在纪录片《音乐是内心与

灵魂的语言》中，杨松斯曾描绘过一个惊悚的片段：“在我三四岁的时候，姑姑从利耶帕亚赶

来里加探望我们。一天，只有我和姑姑单独在家，突然，几个克格勃来到我们家，扬言要逮捕

姑姑。我浑身颤抖地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带走她？’他们回答说，‘不用担心，她只会离开一

会儿而已’。可之后我再也没能见到姑姑，因为他们把她遣送到西伯利亚去了。”

就在如此可怖的童年经历中，杨松斯还是在艺术的环境中成长起来了。1956年，他的父

亲阿尔维德获得列宁格勒指挥大赛第二名，并获得穆拉文斯基赏识，到列宁格勒爱乐乐团作助

理指挥。杨松斯全家也随之迁居列宁格勒，十三岁的马里斯因此开始在列宁格勒音乐学院学习

指挥。1968年，卡拉扬访问苏联，在列宁格勒的一众青年指挥家中选中了马里斯·杨松斯和基

塔琴科（Dmitri Kitayenko），希望能亲自教授他们指挥技艺，并邀请他们到柏林与他一起工

作。杨松斯兴奋地接受了这个突如其来的邀请，但很快被苏联政府驳回。次年，杨松斯从列宁

格勒音乐学院毕业，这一次，他如愿获得了去维也纳音乐与表演艺术大学留学的机会。

在维也纳，他不断寻求机会观看其他指挥家的排练。杨松斯一直认为排练是一场演出成功

的关键，也享受在同行的排练中吸收养分，并让自己研究某一曲目的角度和侧面得到扩展。现

在看来，这些经验最终都融入到了他独树一帜的特质中——你从任何时期的录音中都能找到他

那独特的清晰与透亮，这一点从未有过差池。正如罗兰·巴特评价纪德的讲法：“博览群书，却

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

马里斯·杨松斯虽然没有参加过客座指挥家与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的排练，但他经常观

看其他乐团的排练，比如当他在萨尔茨堡音乐节或一些其他城市或音乐节的时候，他尽最大可

能去观看这些排练。正像西蒙·拉特所说，他是一位伟大的指挥家，却又有着惊人的开放性，

对于自己的同行们是如何工作的总是充满兴趣和好奇，并且永远乐于学习新生事物。

麦瑟如是说。杨松斯观看同行排练的习惯贯穿了一生。

此外，在早年留学奥地利期间，他还只身前往萨尔茨堡拜访过卡拉扬。卡拉扬十分赏识这

位年轻指挥家的艺术才华，将其收为弟子。随后，杨松斯不负众望地获得了1971年“卡拉扬国

际指挥大赛”的亚军，不久后就被任命为柏林爱乐乐团的助理指挥。两年后，杨松斯接到穆拉

文斯基的邀请，在父亲曾经的职位（列宁格勒爱乐乐团的首席助理指挥）任职，并随乐团多次

巡演。

1979年，杨松斯迎来了职业生涯的第一个重要的时刻——成为挪威奥斯陆爱乐乐团的音

乐总监。在这里工作的二十三年间，他通过不懈努力将这支不知名的北欧乐团打造成了闻名遐

迩的世界顶级交响乐团，也使得自己获得了国际名望。1992年，他还受邀担任了伦敦爱乐乐

团的首席客座指挥。不过，1996年的一则新闻震惊了全球乐迷：杨松斯在奥斯陆指挥普契尼

的歌剧《波西米亚人》最后一幕时突发心脏病，差点失去生命，最终抢救及时才躲过一劫。这

次事件使得刚过知命之年的杨松斯戴上了心脏起搏器，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在一段时间的休养过后，杨松斯迅速回归了工作。神奇的是，他的精力似乎更加充沛了。

在奥斯陆和伦敦工作的同时，1997年至2004年间，他还兼任了美国匹茨堡交响乐团的音乐总

监。2004年可能是杨松斯职业生涯的第二个转折点，他辞掉了此前的所有职位，因为这一

年，两个重要的交响乐团走入到了他的生命中。

2003/2004乐季，杨松斯先后被两个世界顶级交响乐团任命为首席指挥和音乐总监——巴

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和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我问起杨松斯与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

团的首度合作和被任命是怎样一个过程。彼得·麦瑟流露出一种自信的心绪，在他看来，杨松

斯与乐团友谊的建立是个非常自然的过程，这个乐团从伊始就是大师的挚爱：

为什么人们会彼此坠入爱河？杨松斯第一次作为客座指挥家与乐团排练时，音乐家们就激

动万分。毋庸置疑，他们希望杨松斯能够成为他们的新一任音乐总监，不过杨松斯当时提出要

思考一下。他的妻子伊莉娜·杨松斯（Irina Jansons）后来告诉我们，在杨松斯与乐团的第一次

会面后，她就对他说：“马里斯，这就是你的乐团！”

当然，马里斯·杨松斯是一位拥有充足经验的指挥家。他的父亲是一位指挥家，他受教于

知名的教师，并且在奥斯陆和匹茨堡积累了作为一位首席指挥家需要具备的全部经验，无论是

音乐方面还是政治方面。正因如此，在他上任初期就提出了这支乐团需要一个新的顶级音乐

厅。已有的几个音乐厅并不全然适合慕尼黑这样一座音乐之城，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已有的

工作环境充满各种问题。毋庸置疑，乐团为拥有这样一位为他们的权益全力抗争的首席指挥充

满感激之情。当然，他对待音乐家们的基本态度才是吸引他们的核心：他永远认为他们是自己

的合作伙伴，而自己则是他们中的一员。

许多人注意到，杨松斯来到巴伐利亚后，指挥风格变得愈发明确了，明亮、透澈的音色特

質也愈发鲜明了。即使在刚刚发行的《肖斯塔科维奇：〈第十交响曲〉》录音里也有这样特

点，它的基调如此黯然，却从未有低沉绝望之感。依我看，这张唱片几乎可以看作是杨松斯

“巴伐利亚时代”的个性自白——尊重音乐的艺术本质，绝不过度渲染。他深记父亲的那句话：

“当你在喝蜂蜜时，就不要加糖了。”但无论一个作品中含有多么消沉的主题和内涵，他都要将

人性中温暖的一面贯穿始终。也许，过早地直面过死亡的一片漆黑，才更知道什么是希望的力

量。在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工作的这些年，他把自己的艺术特征融会于这支拥有深厚德奥音

响传统的乐团。麦瑟也给出了类似的结论：

马泽尔时代的乐团以杰出的演奏技艺闻名于世，但有一些评论说这种精湛技巧塑造出来的

声音太过冷酷了。

许多音乐家都认为马里斯·杨松斯的到来为乐团高超的演奏技艺赋予了情感。这一点从他

指挥时的面部表情就可以看出来。在他的脸上，你会看到音乐中的全部情绪变化，而这种情绪

会很自然地会传递到演奏家们那里去。

2015年，一个重大的决定开启了扬松斯晚年职业生涯的分水岭：他决定正式卸任阿姆斯

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的职位，而与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续约，开始全心地在慕尼黑工

作。关于这个抉择，他此前在《留声机》杂志上回应道：“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同时在两个乐团

工作，但现在我的决定是全身心地为一个乐团工作。同时为两个如此顶级的乐团工作实在是件

困难的事情，年轻的时候也许可以做到，不过我已步入暮年，必须为健康问题考虑。离开阿姆

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是个艰难的决定，他们爱我，我也爱他们。”

就在如此可怖的童年经历中，杨松斯还是在艺术的环境中成长起来了。1956年，他的父

亲阿尔维德获得列宁格勒指挥大赛第二名，并获得穆拉文斯基赏识，到列宁格勒爱乐乐团作助

理指挥。杨松斯全家也随之迁居列宁格勒，十三岁的马里斯因此开始在列宁格勒音乐学院学习

指挥。1968年，卡拉扬访问苏联，在列宁格勒的一众青年指挥家中选中了马里斯·杨松斯和基

塔琴科（Dmitri Kitayenko），希望能亲自教授他们指挥技艺，并邀请他们到柏林与他一起工

作。杨松斯兴奋地接受了这个突如其来的邀请，但很快被苏联政府驳回。次年，杨松斯从列宁

格勒音乐学院毕业，这一次，他如愿获得了去维也纳音乐与表演艺术大学留学的机会。

在维也纳，他不断寻求机会观看其他指挥家的排练。杨松斯一直认为排练是一场演出成功

的关键，也享受在同行的排练中吸收养分，并让自己研究某一曲目的角度和侧面得到扩展。现

在看来，这些经验最终都融入到了他独树一帜的特质中——你从任何时期的录音中都能找到他

那独特的清晰与透亮，这一点从未有过差池。正如罗兰·巴特评价纪德的讲法：“博览群书，却

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

马里斯·杨松斯虽然没有参加过客座指挥家与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的排练，但他经常观

看其他乐团的排练，比如当他在萨尔茨堡音乐节或一些其他城市或音乐节的时候，他尽最大可

能去观看这些排练。正像西蒙·拉特所说，他是一位伟大的指挥家，却又有着惊人的开放性，

对于自己的同行们是如何工作的总是充满兴趣和好奇，并且永远乐于学习新生事物。

麦瑟如是说。杨松斯观看同行排练的习惯贯穿了一生。

此外，在早年留学奥地利期间，他还只身前往萨尔茨堡拜访过卡拉扬。卡拉扬十分赏识这

位年轻指挥家的艺术才华，将其收为弟子。随后，杨松斯不负众望地获得了1971年“卡拉扬国

际指挥大赛”的亚军，不久后就被任命为柏林爱乐乐团的助理指挥。两年后，杨松斯接到穆拉

文斯基的邀请，在父亲曾经的职位（列宁格勒爱乐乐团的首席助理指挥）任职，并随乐团多次

巡演。

1979年，杨松斯迎来了职业生涯的第一个重要的时刻——成为挪威奥斯陆爱乐乐团的音

乐总监。在这里工作的二十三年间，他通过不懈努力将这支不知名的北欧乐团打造成了闻名遐

迩的世界顶级交响乐团，也使得自己获得了国际名望。1992年，他还受邀担任了伦敦爱乐乐

团的首席客座指挥。不过，1996年的一则新闻震惊了全球乐迷：杨松斯在奥斯陆指挥普契尼

的歌剧《波西米亚人》最后一幕时突发心脏病，差点失去生命，最终抢救及时才躲过一劫。这

次事件使得刚过知命之年的杨松斯戴上了心脏起搏器，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在一段时间的休养过后，杨松斯迅速回归了工作。神奇的是，他的精力似乎更加充沛了。

在奥斯陆和伦敦工作的同时，1997年至2004年间，他还兼任了美国匹茨堡交响乐团的音乐总

监。2004年可能是杨松斯职业生涯的第二个转折点，他辞掉了此前的所有职位，因为这一

年，两个重要的交响乐团走入到了他的生命中。

2003/2004乐季，杨松斯先后被两个世界顶级交响乐团任命为首席指挥和音乐总监——巴

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和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我问起杨松斯与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

团的首度合作和被任命是怎样一个过程。彼得·麦瑟流露出一种自信的心绪，在他看来，杨松

斯与乐团友谊的建立是个非常自然的过程，这个乐团从伊始就是大师的挚爱：

为什么人们会彼此坠入爱河？杨松斯第一次作为客座指挥家与乐团排练时，音乐家们就激

动万分。毋庸置疑，他们希望杨松斯能够成为他们的新一任音乐总监，不过杨松斯当时提出要

思考一下。他的妻子伊莉娜·杨松斯（Irina Jansons）后来告诉我们，在杨松斯与乐团的第一次

会面后，她就对他说：“马里斯，这就是你的乐团！”

當然，马里斯·杨松斯是一位拥有充足经验的指挥家。他的父亲是一位指挥家，他受教于

知名的教师，并且在奥斯陆和匹茨堡积累了作为一位首席指挥家需要具备的全部经验，无论是

音乐方面还是政治方面。正因如此，在他上任初期就提出了这支乐团需要一个新的顶级音乐

厅。已有的几个音乐厅并不全然适合慕尼黑这样一座音乐之城，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已有的

工作环境充满各种问题。毋庸置疑，乐团为拥有这样一位为他们的权益全力抗争的首席指挥充

满感激之情。当然，他对待音乐家们的基本态度才是吸引他们的核心：他永远认为他们是自己

的合作伙伴，而自己则是他们中的一员。

许多人注意到，杨松斯来到巴伐利亚后，指挥风格变得愈发明确了，明亮、透澈的音色特

质也愈发鲜明了。即使在刚刚发行的《肖斯塔科维奇：〈第十交响曲〉》录音里也有这样特

点，它的基调如此黯然，却从未有低沉绝望之感。依我看，这张唱片几乎可以看作是杨松斯

“巴伐利亚时代”的个性自白——尊重音乐的艺术本质，绝不过度渲染。他深记父亲的那句话：

“当你在喝蜂蜜时，就不要加糖了。”但无论一个作品中含有多么消沉的主题和内涵，他都要将

人性中温暖的一面贯穿始终。也许，过早地直面过死亡的一片漆黑，才更知道什么是希望的力

量。在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工作的这些年，他把自己的艺术特征融会于这支拥有深厚德奥音

响传统的乐团。麦瑟也给出了类似的结论：

马泽尔时代的乐团以杰出的演奏技艺闻名于世，但有一些评论说这种精湛技巧塑造出来的

声音太过冷酷了。

许多音乐家都认为马里斯·杨松斯的到来为乐团高超的演奏技艺赋予了情感。这一点从他

指挥时的面部表情就可以看出来。在他的脸上，你会看到音乐中的全部情绪变化，而这种情绪

会很自然地会传递到演奏家们那里去。

2015年，一个重大的决定开启了扬松斯晚年职业生涯的分水岭：他决定正式卸任阿姆斯

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的职位，而与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续约，开始全心地在慕尼黑工

作。关于这个抉择，他此前在《留声机》杂志上回应道：“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同时在两个乐团

工作，但现在我的决定是全身心地为一个乐团工作。同时为两个如此顶级的乐团工作实在是件

困难的事情，年轻的时候也许可以做到，不过我已步入暮年，必须为健康问题考虑。离开阿姆

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是个艰难的决定，他们爱我，我也爱他们。”

就在如此可怖的童年经历中，杨松斯还是在艺术的环境中成长起来了。1956年，他的父

亲阿尔维德获得列宁格勒指挥大赛第二名，并获得穆拉文斯基赏识，到列宁格勒爱乐乐团作助

理指挥。杨松斯全家也随之迁居列宁格勒，十三岁的马里斯因此开始在列宁格勒音乐学院学习

指挥。1968年，卡拉扬访问苏联，在列宁格勒的一众青年指挥家中选中了马里斯·杨松斯和基

塔琴科（Dmitri Kitayenko），希望能亲自教授他们指挥技艺，并邀请他们到柏林与他一起工

作。杨松斯兴奋地接受了这个突如其来的邀请，但很快被苏联政府驳回。次年，杨松斯从列宁

格勒音乐学院毕业，这一次，他如愿获得了去维也纳音乐与表演艺术大学留学的机会。

在维也纳，他不断寻求机会观看其他指挥家的排练。杨松斯一直认为排练是一场演出成功

的关键，也享受在同行的排练中吸收养分，并让自己研究某一曲目的角度和侧面得到扩展。现

在看来，这些经验最终都融入到了他独树一帜的特质中——你从任何时期的录音中都能找到他

那独特的清晰与透亮，这一点从未有过差池。正如罗兰·巴特评价纪德的讲法：“博览群书，却

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

马里斯·杨松斯虽然没有参加过客座指挥家与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的排练，但他经常观

看其他乐团的排练，比如当他在萨尔茨堡音乐节或一些其他城市或音乐节的时候，他尽最大可

能去观看这些排练。正像西蒙·拉特所说，他是一位伟大的指挥家，却又有着惊人的开放性，

对于自己的同行们是如何工作的总是充满兴趣和好奇，并且永远乐于学习新生事物。

麦瑟如是说。杨松斯观看同行排练的习惯贯穿了一生。

此外，在早年留学奥地利期间，他还只身前往萨尔茨堡拜访过卡拉扬。卡拉扬十分赏识这

位年轻指挥家的艺术才华，将其收为弟子。随后，杨松斯不负众望地获得了1971年“卡拉扬国

际指挥大赛”的亚军，不久后就被任命为柏林爱乐乐团的助理指挥。两年后，杨松斯接到穆拉

文斯基的邀请，在父亲曾经的职位（列宁格勒爱乐乐团的首席助理指挥）任职，并随乐团多次

巡演。

1979年，杨松斯迎来了职业生涯的第一个重要的时刻——成为挪威奥斯陆爱乐乐团的音

乐总监。在这里工作的二十三年间，他通过不懈努力将这支不知名的北欧乐团打造成了闻名遐

迩的世界顶级交响乐团，也使得自己获得了国际名望。1992年，他还受邀担任了伦敦爱乐乐

团的首席客座指挥。不过，1996年的一则新闻震惊了全球乐迷：杨松斯在奥斯陆指挥普契尼

的歌剧《波西米亚人》最后一幕时突发心脏病，差点失去生命，最终抢救及时才躲过一劫。这

次事件使得刚过知命之年的杨松斯戴上了心脏起搏器，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在一段时间的休养过后，杨松斯迅速回归了工作。神奇的是，他的精力似乎更加充沛了。

在奥斯陆和伦敦工作的同时，1997年至2004年间，他还兼任了美国匹茨堡交响乐团的音乐总

监。2004年可能是杨松斯职业生涯的第二个转折点，他辞掉了此前的所有职位，因为这一

年，两个重要的交响乐团走入到了他的生命中。

2003/2004乐季，杨松斯先后被两个世界顶级交响乐团任命为首席指挥和音乐总监——巴

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和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我问起杨松斯与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

团的首度合作和被任命是怎样一个过程。彼得·麦瑟流露出一种自信的心绪，在他看来，杨松

斯与乐团友谊的建立是个非常自然的过程，这个乐團从伊始就是大师的挚爱：

为什么人们会彼此坠入爱河？杨松斯第一次作为客座指挥家与乐团排练时，音乐家们就激

动万分。毋庸置疑，他们希望杨松斯能够成为他们的新一任音乐总监，不过杨松斯当时提出要

思考一下。他的妻子伊莉娜·杨松斯（Irina Jansons）后来告诉我们，在杨松斯与乐团的第一次

会面后，她就对他说：“马里斯，这就是你的乐团！”

当然，马里斯·杨松斯是一位拥有充足经验的指挥家。他的父亲是一位指挥家，他受教于

知名的教师，并且在奥斯陆和匹茨堡积累了作为一位首席指挥家需要具备的全部经验，无论是

音乐方面还是政治方面。正因如此，在他上任初期就提出了这支乐团需要一个新的顶级音乐

厅。已有的几个音乐厅并不全然适合慕尼黑这样一座音乐之城，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已有的

工作环境充满各种问题。毋庸置疑，乐团为拥有这样一位为他们的权益全力抗争的首席指挥充

满感激之情。当然，他对待音乐家们的基本态度才是吸引他们的核心：他永远认为他们是自己

的合作伙伴，而自己则是他们中的一员。

许多人注意到，杨松斯来到巴伐利亚后，指挥风格变得愈发明确了，明亮、透澈的音色特

质也愈发鲜明了。即使在刚刚发行的《肖斯塔科维奇：〈第十交响曲〉》录音里也有这样特

点，它的基调如此黯然，却从未有低沉绝望之感。依我看，这张唱片几乎可以看作是杨松斯

“巴伐利亚时代”的个性自白——尊重音乐的艺术本质，绝不过度渲染。他深记父亲的那句话：

“当你在喝蜂蜜时，就不要加糖了。”但无论一个作品中含有多么消沉的主题和内涵，他都要将

人性中温暖的一面贯穿始终。也许，过早地直面过死亡的一片漆黑，才更知道什么是希望的力

量。在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工作的这些年，他把自己的艺术特征融会于这支拥有深厚德奥音

响传统的乐团。麦瑟也给出了类似的结论：

马泽尔时代的乐团以杰出的演奏技艺闻名于世，但有一些评论说这种精湛技巧塑造出来的

声音太过冷酷了。

许多音乐家都认为马里斯·杨松斯的到来为乐团高超的演奏技艺赋予了情感。这一点从他

指挥时的面部表情就可以看出来。在他的脸上，你会看到音乐中的全部情绪变化，而这种情绪

会很自然地会传递到演奏家们那里去。

2015年，一个重大的决定开启了扬松斯晚年职业生涯的分水岭：他决定正式卸任阿姆斯

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的职位，而与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续约，开始全心地在慕尼黑工

作。关于这个抉择，他此前在《留声机》杂志上回应道：“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同时在两个乐团

工作，但现在我的决定是全身心地为一个乐团工作。同时为两个如此顶级的乐团工作实在是件

困难的事情，年轻的时候也许可以做到，不过我已步入暮年，必须为健康问题考虑。离开阿姆

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是个艰难的决定，他们爱我，我也爱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