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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月12日发(作者：重生二郎神杨戬笔趣阁)
曾纪泽之西学观探析
曾纪泽熟谙西学，是清末著名外交家。面对西学东渐之狂潮，他继承与发展
了其父辈如曾国藩、郭嵩焘等的“以夷制夷”思想，主张以“变”来回应西学，着力
培植国内通西学之人才，并主张从器物到制度层面全面学习西学，批判性地吸收
先进的西方文化，达到依“法”“和西”的和谐世界。
第二，利用西法，捍卫祖国主权，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在维护边界问题上，
曾纪泽力图避免战争冲突，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他希望中国各地方政
府也要学会并逐渐精通《万国公法》等国际法律及制度，用公法来维护自己国家
的主权。因为在曾纪泽看来，公法总体上可以维护国际平衡，保持弱国主权利益。
在国家领土方面，曾纪泽“查西洋定约之例有二：一则长守不渝，一可随时
修改。长守不渝者，分界是也”，“随时修改者，通商是也”，因此他“以为分界既
属永定之局，自宜持以定力，百折不回，至于通商各条，惟当即其大甚者酌加更
易，余者似宜从权应允”，而对国家领土必须丝毫不让。[2](P27-28)在同沙皇俄
国进行伊犁问题谈判之中，曾纪泽正是抱着领土不能随便拱手相让的原则，“虎
口索食”，终于使俄国同意改约。
第三，利用西法，通过修约，维护国家利益与关税自主。曾纪泽认为，西方
各国在很多方面还是可以“讲理”的，可以通过西法的合法性来维护国家权益。对
于如何从西方大国收回中国主权之有关修约问题，曾纪泽主张从小国开始，因为
年年有修约之国，年年有更正之条，“至英、德、法、俄、美诸大国修约之年，
彼亦迫于公论，不能夺我自主之权利，则中国收复权利而不着痕迹矣”[3](P892)。
在解决国际间争论上，曾纪泽也主张利用西法可以消弭矛盾。如中国在关税
自主方面吃亏不少，曾纪泽认为，“西洋各国，无论大小强敌，其于税饷之改，
皆由海关自定，颁示海关，一律遵照办理”，“客虽强而大，不能侵夺主国自主之
权”。如英、法等国对外来税收征收得很重，中国亦应该效仿，“加税之权，操之
在我，固可不问公使，不问外部”，“断不至因此肇衅”[3](P921)。事实上，曾纪
泽在实践中也取得了很大成功，正如薛福成指出的，清朝的“洋药厘税并征条约，
成于惠敏之手，岁添币项四五百万金，颇有裨于国计”[5](P825-826)。
四、余论
历史证明，曾纪泽以开放的心态学习西学，对西学东渐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尤其是他在出使欧洲的八年期间，为中西交流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对当时与后世
影响都很深远。郭嵩焘在告别欧洲时对其他各国公使说：“曾侯贤能，必能如
约。”[4](P885)对曾纪泽给予了高度肯定。西人评价说“曾侯办理外务，亦颇有
名”[5](P147)，其逝后能加恩予谥，“得此无愧”[5](P149)。薛福成对曾纪泽外交方
面极其赞赏，认为其诸多举措“诚为卓见”[5](P487)，并将他当作是“光绪初年以
来出使星洋，究以曾惠敏公为第一”，“至今为洋人所钦慕”[5](P825)。
从睁眼看世界、看西学的视角来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曾纪泽是第三代典型
代表。他虽沿袭了林则徐、魏源等第一代“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但更多的是
继承了其父曾国藩的洋务派风格，既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又有着学习西学
的务实精神。曾纪泽受曾国藩的影响很大，在曾国藩的督导下，他专攻古文并经
常由曾国藩评阅点评，曾国藩在临死前的一段日子还经常给曾纪泽解读《孟子》
等书籍。在曾纪泽出使欧洲后，他经常翻阅其父所著的《文正公奏议》、《文正公
批牍》等，以对照自己的言行。郭嵩焘对他的影响也很大，他俩的关系非常密切，
郭嵩焘经常给曾纪泽以指导，尤其是曾国藩去世之后，其作为长辈的关爱与出使
前辈的教导，都给曾纪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曾纪泽出使前在西太后面前评价曾、
郭二人时说的“拼却声名，以顾大局”[3](P777)，也是他对自己出使后一切行动的
基点。
曾纪泽以认真学习的态度来对待西学，他为了系统了解西学，在国内时，不
仅致力于洋务运动之中，而且主动学习外文，以便能直接了解世界动态。出使前，
他翻阅了有如《使西纪程》等大量国内介绍西方之作，在国外，他仍不辍阅读国
内外的报纸与书籍，如国内的《申报》，他几乎每张必看，他翻阅的众多外国书
籍，如《中西见闻录》、《罗马史记》、《公法便览》、《条约类编》等，都给曾纪泽
很大帮助。尤其令人感动的是，曾纪泽经常生病，特别是严重的胃病给他带来很
大的折磨，而这不但没有摧垮他学习西学的意志，相反更加培养与锻炼了他与其
父一样面对逆境勇于克服的坚忍精神。
最后，曾纪泽以全面观点看待西学，对后继者也有很大借鉴作用。显然，鸦
片战争以来涌入的西学不是“拿来”的，而是他们送来的，其间夹杂了很多的侵略
成分。曾纪泽认为不能盲目照搬，而且要有分析有区别地看待。所以，他在购买
西方先进的武器时，总是要亲临现场考察与实验，避免上当受骗。在利用西方公
法谈判时，他觉得“公法者，虽有无数专家编辑成书，然弱国恃以自保，而强国
时时犯焉”，且“西洋状师不甚可靠”[2](P181)。而且，曾纪泽对西方各国的政治
制度进行了比较考察，认为君民共主可能更为理想，而法国所谓的民主制实际上
弊端重重，如其“商民势大，政府权轻，政府之所行，一商一民足以把持而梗阻
之，政府所不愿行，一商一民足以摇惑众心而挟制之。此近年法国政府之所以屡
次换人也”[2](P195)。这些批判而又客观地看待西学的观点都给后继者深远影响，
并有非常积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曾纪泽.曾纪
泽遗集[M].长沙：岳麓书社，1983.[3]曾纪泽.曾纪泽日记(中册)[M].长沙：岳麓书
社，1998.[4]钟叔河，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4.[5]钟叔
河，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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