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语”到“西学”

从“西语”到“西学”

作者：宁建花 方超群

来源：《高教探索》2020年第07期

摘要：京师同文馆从创办之初便遭遇招生难、师资匮乏等困境，在试图将“西学”课程引入

的过程中又遭遇中西文化冲突的正面交锋。“由洋文及诸学”的课程改革使京师同文馆从面临停

办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难除学生修业年限过长、“西学”课程难

落实、管理混乱等积弊，所遭遇的课程改革困境背后始终是中西文化认同及冲突问题。考察京

师同文馆课程改革遭遇的困境，分析其根本原因，为审视与把握当代外语课程改革提供历史参

照与经验教训。

关键词：京师同文馆;课程改革;困境;文化认同

在全球化、国际化的影响下，世界范围内的教育改革浪潮叠涌，国际化的课程与教学理

念、制度规范等因素也影响着我国新课改的课程体系构建。在外语教育领域，有学者指出中国

高校英语课程设置在中国文化和英语文化的平衡上有失偏颇，造成我国高校英语教育中存在着

“中国文化失语”现象，不利于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弘扬。[1]亦有学者认为外语教育中存在着重外

语和外国文化、尤其是以英语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轻民族文化的现象，对“外语热”引发的

母语危机及文化安全、本土化主权意识被削弱等现象[2]感到担忧。学者们对课程改革发展状

况的忧思表明，当代中国外语教育与课程改革仍面临着文化认同及冲突的问题。已有研究从

“文化自觉”[3][4]角度进行中西文化的差异与共向分析、现状调查与归因研究，探索外语教育

发展的新方向。而从历史考察入手，关注外语教育的文化处境，正视外语课程改革中存在的问

题，不失为当代外语课程改革研究的新视角。

作为晚清中国第一所官办外语学堂的京师同文馆，是其他外语学堂及军事实业学堂的先行

探索，在近代外语教育方面具有开拓性的意义。相较于其他学堂的顺利开办，京师同文馆开设

之前漫长的呼吁、请奏，及创办后一波三折的课程改革过程，深刻地反映了外语教育领域移植

吸收西方观念的过程中所潜含的中西文化冲突。现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考察京师同文馆从外国

语言专门学校转向综合类院校的课程改革困境，是对晚清外语课程改革的反思，更是对当代外

语课程改革的审视。由此入手，本文将深度描述京师同文馆在创办及课程改革中遭遇的困境，

勾勒出晚清“西语”到“西学”课程改革的历史演变“面相”，进而揭示课程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种种

文化与社会问题，[5]为当代外语课程改革提供历史参照。

一、“西语”初登堂步履维艰

中国几千年以来固守着“华夷”五方格局，“夷夏之防”的文化认同，传统儒学文化占据着中

国教育体系的至高地位。清朝统治者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更以“天朝上国，无所不有”的专制

主义态度排斥一切外来文化，视汉语之外的外国语言文字为“夷语”，而学习“夷语”即“非王之

道”[6]，显示出很强的鄙夷色彩及排外心理。清末鸦片战争以后，惨遭战争之痛的中国面临“三

千年未有之变局”，以奕、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发起了旨在“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在与

西方列强的频繁交涉中，清政府苦于“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不得不痛下决心“仿照俄罗斯文

馆教习之例”开设外语学校，力求培养“通解外国言语之人”，以“救目前之急”。[7]

1861年初，奕等人上书请设京师同文馆，办学思路仿照清初的俄罗斯文馆章程，包括招

生、师资聘请、管理及考核等最初六条，而沿用早已失去作用的旧章程结果则是遭遇了多方面

的困难与压力。京师同文馆遇到的第一个困境是生源问题，奕在草拟章程时对于招生还是很有

信心的，提出“于八旗中挑选天资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各四五人，俾资学习。”[8]但同文馆

设立之初，社会风气尚未大开，这看似属于贵族专属特权的招生结果却与奕的设想差距甚远。

一年半以后，京师同文馆的招生“在八旗中仅挑取二十名，除已传十名外，记名人数无多。”[9]

从奕放寬年龄到十五岁上下者，并从“挑选”的初衷改为要求“每旗各保送二三名”，可以看出招

生并不容易。

招生之难，实与深受孔孟文化熏陶的国人对外语的认识不无关系，认为汉语才是“华夏正

音”，而外洋文字形态丑陋、空洞无用，被鄙为“鴃舌之音”;读书人学习洋文就是自甘堕落，会

受到社会舆论的“膺惩”，[10]因而有身家的士大夫子弟“无人肯学洋话洋文”。入馆学习的大多

是家境并不富裕的旗籍少年，而后来作为光绪皇帝英文老师的张德彝也是因为家庭困难，当初

为了“坐补马甲钱粮”，领取“膏火银”才勉强进入同文馆。[11]这也反映了当时国人对列强欺压

的深切仇视与肤浅理解，正如齐如山回忆同文馆最初招生的情形，“无人肯入，大家以为学了

洋文，便是降了外国。”因恨之而拒之，所以“有人可请托的学生谁也不去，所挑选者，大多数

都是没有人情，或笨而不用功的学生。”[12]由此，因招生困难而不得不接收资质欠佳的学生，

也成为今后办学陷入困境的重要隐患。

师资匮乏是京师同文馆遇到的第二个困境。关于师资，最初奕同样很乐观，认为广东、上

海通商较早，从两地商人中挑选专习英、法等外语之人应该不难。结果广东“无人可派”，上海

虽有其人，却“艺不甚精，价则过巨”。[13]彼时社会上还有对“西语”一知半解的通事，但是“质

鲁识浅、心术又鄙”[14]，无论品质还是学识都极其浅陋，更不在考虑范围之内。由于没有合适

的人担任教习，同文馆迟迟不能开馆授课，“不得不于外国中延访”，[15]最终聘用了由英国公

使推荐的英国人包尔腾来担任第一任英文教习，亦属无奈之举。

师资匮乏的困境又导致了教习队伍的良莠不齐。京师同文馆聘请的洋教习大多学识渊博且

尽职尽责，如傅兰雅、丁韪良。但也有部分洋教习并不具备授课资质，他们到同文馆任职“不

过是混混日子，捞一笔可观的俸银”，[16]或借此机会学中文，课堂上常常与学生用中文交谈，

“学得够用之后，即派往各省海关去当差”。[17]齐如山回忆洋教习欧理斐改学生的英文试卷极

其费事困难、且不通顺，可见此类“半属无赖之工匠，不学之教士”[18]充任教习，也是京师同

文馆很难训练出“非常之才”的原因之一。洋教习队伍中更有传教士出身、始终对其使命念念不

忘之人，不顾总理衙门“只学语言文字，不准传教”[19]的明确规定，“常常和学生谈到宗教问

题”，[20]这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理念固然是一种冲击，不过他们也承认学生都是“孔教的信

徒”，并不那么容易改变。

好不容易开馆授课，又遇到学生对“西语”学习兴趣不足的困境。学生对“西语”学习“敷衍

搪塞”，[21]没有多大兴趣，上外语课常常缺席。面对教习的劝告也不以为然，有些人认为“会

不会英语是一件绝对无关紧要的事情”，[22]与此同时，大部分学生认为只有汉语学好，“才能

在社会上获得名誉和地位，无论他们的外语造诣有多高，功名也不保险。”[23]因而在汉语学习

方面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尤其每逢科举考试临近，学生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八股研习

上，几乎不怎么学习英文。可见传统的科举入仕始终是封建士子的人生理想，在唯一“正途”的

吸引下，即使有生活补贴、官职奖励等诱惑，学生也很难心无旁笃地进行“西语”学习，这对京

师同文馆教学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中国千余年来形成的儒家文化思想深深根植在封建文人士子的理想信念中，形成了“中学”

无上尊位的文化认同。在风气未开的旧中国，“西语”教育土壤贫瘠，这棵“幼苗”先天不足，根

本无力与“中学”文化的至高地位抗争。京师同文馆进行外语教育也仅旨在培养通晓外国语言的

工具性人才，决策者没有长期的外语教育发展规划意识，规定“于文字言语悉能通晓，即行停

止。”[24]如此一来，即使努力栽培，问题也难以避免。1865年总理衙门根据京师同文馆章程

对学生进行第一次考核，成绩并不尽人意，发现学生“于外国文字尚能通晓，而语言未必娴

熟”，即便成绩位于前列的学生，“於西洋文字未必全局贯通”，[25]学习程度属一知半解。可以

说，京师同文馆前三年的教学成绩并不理想，“西语”初登堂便步履维艰，陷入了种种困境。

二、“西學”试融入阻碍重重

幸而在洋务运动推进的过程中，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开始有所发展，奕等人看到了西方列强

船坚炮利背后的天文算学等科学技术，认为“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

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26]从中悟出语言文字仅是皮毛，实乃“西学”之末，远远不足以应对

涉外事务。他们建议“采西学”，探得“西人制器之法”，方为“中国自强之道”。[27]奕于1867年

上奏请设天文算学馆，试图利用“天文”、“算学”这两个在传统学术里还有一点地位的名目，[28]

将“西学”课程融入京师同文馆课程体系。如此一来，同文馆的人才培养目标亦不再是单纯的译

员和外交人员，而是同时培养懂“西语”的外语人才和懂“西学”的实用科技人才。

由于学生资格、学习内容差异较大，故而将“天文算学”馆独立于“西语”三馆之外，要求八

旗学生专学汉语西文，正途人员专习天文算学，希望能“洞彻根源”，数年之内尽得“格致之

理、制器尚象之法、钩河摘洛之方”，[29]如此便得中国自强之道。可见，开馆之初“通解外国

语言文字以悉夷情”的认识已上升到学习“西语”及其实用科学，但认为“天文算学”就是西方船

坚炮利之底蕴，这仅属于对西方文化教育的初步认同，类似于以管窥豹，依然达不到培养“学

贯中西”之人才的设想目标。事实上，“天文算学”馆与“西语”各馆各自独立，似有深沟高垒。

[30]这样看来，西方科技课程虽然正式进入中国传统教育课程体系，但是与西方语言文化割裂

开，对于外语人才培养，仍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规划体系。

此次课程改革试图解决初次保送生员资质欠佳的问题。奕上奏采取公开考试招取汉语已经

通顺的“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贡生”等“正途之人”。他指出仅学过满文的八旗子弟年

幼且汉语程度一般，“于洋文洋话，尚能领略”，而“汉文文义，尚难贯串”，再学习天文算学，

势必难度更大。而“正途之人”，“研经有素，善用心思，致力果专，程功自易”，[31]而且从当

时推行洋务运动的实践看，“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32]这个提议因要求“正途科甲官员”师

从“夷人”学习“奇技淫巧”而遭到了固守“中学”文化的顽固派强烈反对，并引发了同文馆历史上

最激烈的中西文化之冲突，堪称“时代文化观念大辩论”[33]。在历经长达半年的争论后，清廷

终于下令成立天文算学馆，但是倭仁的“义理”之辩影响过大，导致无“正途人员”报考，初次公

开招考以失败告终。

总理衙门一再放宽招生范围到“凡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检讨并五品以下由进士出身之京

外各官”，及“平日讲求天文、算学，自愿来馆学习”者，[34]甚至取消了年龄限制，终于录到学

生三十一名。公开招考的积极影响是破除了自元代以来将外语学堂生源在统治阶层后代及贵族

子弟的限制及办学规模小、人数少的守旧制度，[35]也使“西学”的社会影响面进一步扩大，社

会风气有所转变，但也导致了一些不堪造就者被录入。为了进一步确保生源素质，京师同文馆

采取试读制度。“学生到馆三月后出具切实考语”，留“尚堪造就”者在馆学习，一年后再次考试

甄别。[36]此次招考生，经试读，半年后陆续将学习“毫无功效”者退学二十余人，最终仅剩十

名学生。

经招考、试读后留馆的十名学生，又出现新的问题，他们“仅长于中国文理”，没有“西语”

基础，即使请懂汉语的洋人上课，“恐讲解尚多隔阂”。对此，奕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补充优质生

源，即要求已经开馆三年的上海、广东同文馆推举“精通西文西语才识出众者”[37]来京师同文

馆与此次招录的生员共同学习。上海、广东同文馆学生入馆要求比京师同文馆要严格，被保送

的学生已有三年学习基础，从1867年底到1868年，广东和上海同文馆保送的优秀学生先后到

京，才使京师同文馆生源资质有所改观。

师资匮乏仍然是京师同文馆自创办以来很难解决的问题。第一任英文馆教习包尔腾致力于

传教，因而不到两年便离开继续从事传教事业。学识颇丰的傅兰雅也仅在馆一年便转任他职，

天文算学馆虽已开设，但也因无教师授课，通过招考和保送的学生只能暂时分派到英文馆和法

文馆学习，直到1869年算学家李善兰到馆担任算学教习，天文算学馆才以极少的学生正式开

班授课。后来课程中又陆续增加了化学、法文、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格致等科学技术

类课程，但是实际上只请到英语、化学和法语教习，多数课程实际并没有开馆授课。最初几年

京师同文馆教学质量低下，除了大多数生源素质欠佳，教习难寻或频繁调换也是重要原因。

好不容易开馆授课，又遇到学生对“西语”学习兴趣不足的困境。学生对“西语”学习“敷衍

搪塞”，[21]没有多大兴趣，上外语课常常缺席。面对教习的劝告也不以为然，有些人认为“会

不会英语是一件绝对无关紧要的事情”，[22]与此同时，大部分学生认为只有汉语学好，“才能

在社会上获得名誉和地位，无论他们的外语造诣有多高，功名也不保险。”[23]因而在汉语学习

方面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尤其每逢科举考试临近，学生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八股研习

上，几乎不怎么学习英文。可见传统的科举入仕始终是封建士子的人生理想，在唯一“正途”的

吸引下，即使有生活补贴、官职奖励等诱惑，学生也很难心无旁笃地进行“西语”学习，这对京

师同文馆教学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中国千余年来形成的儒家文化思想深深根植在封建文人士子的理想信念中，形成了“中学”

无上尊位的文化认同。在风气未开的旧中国，“西语”教育土壤贫瘠，这棵“幼苗”先天不足，根

本无力与“中学”文化的至高地位抗争。京师同文馆进行外语教育也仅旨在培养通晓外国语言的

工具性人才，决策者没有长期的外语教育发展规划意识，规定“于文字言语悉能通晓，即行停

止。”[24]如此一来，即使努力栽培，问题也难以避免。1865年总理衙门根据京师同文馆章程

对学生进行第一次考核，成绩并不尽人意，发现学生“于外国文字尚能通晓，而语言未必娴

熟”，即便成绩位于前列的学生，“於西洋文字未必全局贯通”，[25]学习程度属一知半解。可以

说，京师同文馆前三年的教学成绩并不理想，“西语”初登堂便步履维艰，陷入了种种困境。

二、“西学”试融入阻碍重重

幸而在洋务运动推进的过程中，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开始有所发展，奕等人看到了西方列强

船坚炮利背后的天文算学等科学技术，认为“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

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26]从中悟出语言文字仅是皮毛，实乃“西学”之末，远远不足以应对

涉外事务。他们建议“采西学”，探得“西人制器之法”，方为“中国自强之道”。[27]奕于1867年

上奏请设天文算学馆，试图利用“天文”、“算学”这两个在传统学术里还有一点地位的名目，[28]

将“西学”课程融入京师同文馆课程体系。如此一来，同文馆的人才培养目标亦不再是单纯的译

员和外交人员，而是同时培养懂“西语”的外语人才和懂“西学”的实用科技人才。

由于学生资格、学习内容差异较大，故而将“天文算学”馆独立于“西语”三馆之外，要求八

旗学生专学汉语西文，正途人员专习天文算学，希望能“洞彻根源”，数年之内尽得“格致之

理、制器尚象之法、钩河摘洛之方”，[29]如此便得中国自强之道。可见，开馆之初“通解外国

语言文字以悉夷情”的认识已上升到学习“西语”及其实用科学，但认为“天文算学”就是西方船

坚炮利之底蕴，这仅属于对西方文化教育的初步认同，类似于以管窥豹，依然达不到培养“学

贯中西”之人才的设想目标。事实上，“天文算学”馆与“西语”各馆各自独立，似有深沟高垒。

[30]这样看来，西方科技课程虽然正式进入中国传统教育课程体系，但是与西方语言文化割裂

开，对于外语人才培养，仍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规划体系。

此次课程改革试图解决初次保送生员资质欠佳的问题。奕上奏采取公开考试招取汉语已经

通顺的“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贡生”等“正途之人”。他指出仅学过满文的八旗子弟年

幼且汉语程度一般，“于洋文洋话，尚能领略”，而“汉文文义，尚难贯串”，再学习天文算学，

势必难度更大。而“正途之人”，“研经有素，善用心思，致力果专，程功自易”，[31]而且从当

时推行洋務运动的实践看，“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32]这个提议因要求“正途科甲官员”师

从“夷人”学习“奇技淫巧”而遭到了固守“中学”文化的顽固派强烈反对，并引发了同文馆历史上

最激烈的中西文化之冲突，堪称“时代文化观念大辩论”[33]。在历经长达半年的争论后，清廷

终于下令成立天文算学馆，但是倭仁的“义理”之辩影响过大，导致无“正途人员”报考，初次公

开招考以失败告终。

总理衙门一再放宽招生范围到“凡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检讨并五品以下由进士出身之京

外各官”，及“平日讲求天文、算学，自愿来馆学习”者，[34]甚至取消了年龄限制，终于录到学

生三十一名。公开招考的积极影响是破除了自元代以来将外语学堂生源在统治阶层后代及贵族

子弟的限制及办学规模小、人数少的守旧制度，[35]也使“西学”的社会影响面进一步扩大，社

会风气有所转变，但也导致了一些不堪造就者被录入。为了进一步确保生源素质，京师同文馆

采取试读制度。“学生到馆三月后出具切实考语”，留“尚堪造就”者在馆学习，一年后再次考试

甄别。[36]此次招考生，经试读，半年后陆续将学习“毫无功效”者退学二十余人，最终仅剩十

名学生。

经招考、试读后留馆的十名学生，又出现新的问题，他们“仅长于中国文理”，没有“西语”

基础，即使请懂汉语的洋人上课，“恐讲解尚多隔阂”。对此，奕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补充优质生

源，即要求已经开馆三年的上海、广东同文馆推举“精通西文西语才识出众者”[37]来京师同文

馆与此次招录的生员共同学习。上海、广东同文馆学生入馆要求比京师同文馆要严格，被保送

的学生已有三年学习基础，从1867年底到1868年，广东和上海同文馆保送的优秀学生先后到

京，才使京师同文馆生源资质有所改观。

师资匮乏仍然是京师同文馆自创办以来很难解决的问题。第一任英文馆教习包尔腾致力于

传教，因而不到两年便离开继续从事传教事业。学识颇丰的傅兰雅也仅在馆一年便转任他职，

天文算学馆虽已开设，但也因无教师授课，通过招考和保送的学生只能暂时分派到英文馆和法

文馆学习，直到1869年算学家李善兰到馆担任算学教习，天文算学馆才以极少的学生正式开

班授课。后来课程中又陆续增加了化学、法文、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格致等科学技术

类课程，但是实际上只请到英语、化学和法语教习，多数课程实际并没有开馆授课。最初几年

京师同文馆教学质量低下，除了大多数生源素质欠佳，教习难寻或频繁调换也是重要原因。

好不容易开馆授课，又遇到学生对“西语”学习兴趣不足的困境。学生对“西语”学习“敷衍

搪塞”，[21]没有多大兴趣，上外语课常常缺席。面对教习的劝告也不以为然，有些人认为“会

不会英语是一件绝对无关紧要的事情”，[22]与此同时，大部分学生认为只有汉语学好，“才能

在社会上获得名誉和地位，无论他们的外语造诣有多高，功名也不保险。”[23]因而在汉语学习

方面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尤其每逢科举考试临近，学生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八股研习

上，几乎不怎么学习英文。可见传统的科举入仕始终是封建士子的人生理想，在唯一“正途”的

吸引下，即使有生活补贴、官职奖励等诱惑，学生也很难心无旁笃地进行“西语”学习，这对京

师同文馆教学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中国千余年来形成的儒家文化思想深深根植在封建文人士子的理想信念中，形成了“中学”

无上尊位的文化认同。在风气未开的旧中国，“西语”教育土壤贫瘠，这棵“幼苗”先天不足，根

本无力与“中学”文化的至高地位抗争。京师同文馆进行外语教育也仅旨在培养通晓外国语言的

工具性人才，决策者没有长期的外语教育发展规划意识，规定“于文字言语悉能通晓，即行停

止。”[24]如此一来，即使努力栽培，问题也难以避免。1865年总理衙门根据京师同文馆章程

对学生进行第一次考核，成绩并不尽人意，发现学生“于外国文字尚能通晓，而语言未必娴

熟”，即便成绩位于前列的学生，“於西洋文字未必全局贯通”，[25]学习程度属一知半解。可以

说，京师同文馆前三年的教学成绩并不理想，“西语”初登堂便步履维艰，陷入了种种困境。

二、“西学”试融入阻碍重重

幸而在洋务运动推进的过程中，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开始有所发展，奕等人看到了西方列强

船坚炮利背后的天文算学等科学技术，认为“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

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26]从中悟出语言文字仅是皮毛，实乃“西学”之末，远远不足以应对

涉外事务。他们建议“采西学”，探得“西人制器之法”，方为“中国自强之道”。[27]奕于1867年

上奏请设天文算学馆，试图利用“天文”、“算学”这两个在传统学术里还有一点地位的名目，[28]

将“西学”课程融入京师同文馆课程体系。如此一来，同文馆的人才培养目标亦不再是单纯的译

员和外交人员，而是同时培养懂“西语”的外语人才和懂“西学”的实用科技人才。

由于学生资格、学习内容差异较大，故而将“天文算学”馆独立于“西语”三馆之外，要求八

旗学生专学汉语西文，正途人员专习天文算学，希望能“洞彻根源”，数年之内尽得“格致之

理、制器尚象之法、钩河摘洛之方”，[29]如此便得中国自强之道。可见，开馆之初“通解外国

语言文字以悉夷情”的认识已上升到学习“西语”及其实用科学，但认为“天文算学”就是西方船

坚炮利之底蕴，这仅属于对西方文化教育的初步认同，类似于以管窥豹，依然达不到培养“学

贯中西”之人才的设想目标。事实上，“天文算学”馆与“西语”各馆各自独立，似有深沟高垒。

[30]这样看来，西方科技课程虽然正式进入中国传统教育课程体系，但是与西方语言文化割裂

开，对于外语人才培养，仍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规划体系。

此次课程改革试图解决初次保送生员资质欠佳的问题。奕上奏采取公开考试招取汉语已经

通顺的“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贡生”等“正途之人”。他指出仅学过满文的八旗子弟年

幼且汉语程度一般，“于洋文洋话，尚能领略”，而“汉文文义，尚难贯串”，再学习天文算学，

势必难度更大。而“正途之人”，“研经有素，善用心思，致力果专，程功自易”，[31]而且从当

时推行洋务运动的实践看，“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32]这个提议因要求“正途科甲官员”师

从“夷人”学习“奇技淫巧”而遭到了固守“中学”文化的顽固派强烈反对，并引发了同文馆历史上

最激烈的中西文化之冲突，堪称“时代文化观念大辩论”[33]。在历经长达半年的争论后，清廷

终于下令成立天文算学馆，但是倭仁的“义理”之辩影响过大，导致无“正途人员”报考，初次公

开招考以失败告终。

总理衙门一再放宽招生范围到“凡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检讨并五品以下由进士出身之京

外各官”，及“平日讲求天文、算学，自愿来馆学习”者，[34]甚至取消了年龄限制，终于录到学

生三十一名。公开招考的积极影响是破除了自元代以来将外语学堂生源在统治阶层后代及贵族

子弟的限制及办学规模小、人数少的守旧制度，[35]也使“西学”的社会影响面进一步扩大，社

会风气有所转变，但也导致了一些不堪造就者被录入。为了进一步确保生源素质，京师同文馆

采取试读制度。“学生到馆三月后出具切实考语”，留“尚堪造就”者在馆学习，一年后再次考试

甄别。[36]此次招考生，经试读，半年后陆续将学习“毫无功效”者退学二十余人，最终仅剩十

名学生。

经招考、试读后留馆的十名学生，又出现新的问题，他们“仅长于中国文理”，没有“西语”

基础，即使请懂汉语的洋人上课，“恐讲解尚多隔阂”。对此，奕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补充优质生

源，即要求已经开馆三年的上海、广东同文馆推举“精通西文西语才识出众者”[37]来京师同文

馆与此次招录的生员共同学习。上海、广东同文馆学生入馆要求比京师同文馆要严格，被保送

的学生已有三年学习基础，从1867年底到1868年，广东和上海同文馆保送的优秀学生先后到

京，才使京师同文馆生源资质有所改观。

师资匮乏仍然是京师同文馆自创办以来很难解决的问题。第一任英文館教习包尔腾致力于

传教，因而不到两年便离开继续从事传教事业。学识颇丰的傅兰雅也仅在馆一年便转任他职，

天文算学馆虽已开设，但也因无教师授课，通过招考和保送的学生只能暂时分派到英文馆和法

文馆学习，直到1869年算学家李善兰到馆担任算学教习，天文算学馆才以极少的学生正式开

班授课。后来课程中又陆续增加了化学、法文、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格致等科学技术

类课程，但是实际上只请到英语、化学和法语教习，多数课程实际并没有开馆授课。最初几年

京师同文馆教学质量低下，除了大多数生源素质欠佳，教习难寻或频繁调换也是重要原因。

好不容易开馆授课，又遇到學生对“西语”学习兴趣不足的困境。学生对“西语”学习“敷衍

搪塞”，[21]没有多大兴趣，上外语课常常缺席。面对教习的劝告也不以为然，有些人认为“会

不会英语是一件绝对无关紧要的事情”，[22]与此同时，大部分学生认为只有汉语学好，“才能

在社会上获得名誉和地位，无论他们的外语造诣有多高，功名也不保险。”[23]因而在汉语学习

方面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尤其每逢科举考试临近，学生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八股研习

上，几乎不怎么学习英文。可见传统的科举入仕始终是封建士子的人生理想，在唯一“正途”的

吸引下，即使有生活补贴、官职奖励等诱惑，学生也很难心无旁笃地进行“西语”学习，这对京

师同文馆教学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中国千余年来形成的儒家文化思想深深根植在封建文人士子的理想信念中，形成了“中学”

无上尊位的文化认同。在风气未开的旧中国，“西语”教育土壤贫瘠，这棵“幼苗”先天不足，根

本无力与“中学”文化的至高地位抗争。京师同文馆进行外语教育也仅旨在培养通晓外国语言的

工具性人才，决策者没有长期的外语教育发展规划意识，规定“于文字言语悉能通晓，即行停

止。”[24]如此一来，即使努力栽培，问题也难以避免。1865年总理衙门根据京师同文馆章程

对学生进行第一次考核，成绩并不尽人意，发现学生“于外国文字尚能通晓，而语言未必娴

熟”，即便成绩位于前列的学生，“於西洋文字未必全局贯通”，[25]学习程度属一知半解。可以

说，京师同文馆前三年的教学成绩并不理想，“西语”初登堂便步履维艰，陷入了种种困境。

二、“西学”试融入阻碍重重

幸而在洋务运动推进的过程中，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开始有所发展，奕等人看到了西方列强

船坚炮利背后的天文算学等科学技术，认为“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

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26]从中悟出语言文字仅是皮毛，实乃“西学”之末，远远不足以应对

涉外事务。他们建议“采西学”，探得“西人制器之法”，方为“中国自强之道”。[27]奕于1867年

上奏请设天文算学馆，试图利用“天文”、“算学”这两个在传统学术里还有一点地位的名目，[28]

将“西学”课程融入京师同文馆课程体系。如此一来，同文馆的人才培养目标亦不再是单纯的译

员和外交人员，而是同时培养懂“西语”的外语人才和懂“西学”的实用科技人才。

由于学生资格、学习内容差异较大，故而将“天文算学”馆独立于“西语”三馆之外，要求八

旗学生专学汉语西文，正途人员专习天文算学，希望能“洞彻根源”，数年之内尽得“格致之

理、制器尚象之法、钩河摘洛之方”，[29]如此便得中国自强之道。可见，开馆之初“通解外国

语言文字以悉夷情”的认识已上升到学习“西语”及其实用科学，但认为“天文算学”就是西方船

坚炮利之底蕴，这仅属于对西方文化教育的初步认同，类似于以管窥豹，依然达不到培养“学

贯中西”之人才的设想目标。事实上，“天文算学”馆与“西语”各馆各自独立，似有深沟高垒。

[30]这样看来，西方科技课程虽然正式进入中国传统教育课程体系，但是与西方语言文化割裂

开，对于外语人才培养，仍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规划体系。

此次课程改革试图解决初次保送生员资质欠佳的问题。奕上奏采取公开考试招取汉语已经

通顺的“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贡生”等“正途之人”。他指出仅学过满文的八旗子弟年

幼且汉语程度一般，“于洋文洋话，尚能领略”，而“汉文文义，尚难贯串”，再学习天文算学，

势必难度更大。而“正途之人”，“研经有素，善用心思，致力果专，程功自易”，[31]而且从当

时推行洋务运动的实践看，“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32]这个提议因要求“正途科甲官员”师

从“夷人”学习“奇技淫巧”而遭到了固守“中学”文化的顽固派强烈反对，并引发了同文馆历史上

最激烈的中西文化之冲突，堪称“时代文化观念大辩论”[33]。在历经长达半年的争论后，清廷

终于下令成立天文算学馆，但是倭仁的“义理”之辩影响过大，导致无“正途人员”报考，初次公

开招考以失败告终。

总理衙门一再放宽招生范围到“凡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检讨并五品以下由进士出身之京

外各官”，及“平日讲求天文、算学，自愿来馆学习”者，[34]甚至取消了年龄限制，终于录到学

生三十一名。公开招考的积极影响是破除了自元代以来将外语学堂生源在统治阶层后代及贵族

子弟的限制及办学规模小、人数少的守旧制度，[35]也使“西学”的社会影响面进一步扩大，社

会风气有所转变，但也导致了一些不堪造就者被录入。为了进一步确保生源素质，京师同文馆

采取试读制度。“学生到馆三月后出具切实考语”，留“尚堪造就”者在馆学习，一年后再次考试

甄别。[36]此次招考生，经试读，半年后陆续将学习“毫无功效”者退学二十余人，最终仅剩十

名学生。

经招考、试读后留馆的十名学生，又出现新的问题，他们“仅长于中国文理”，没有“西语”

基础，即使请懂汉语的洋人上课，“恐讲解尚多隔阂”。对此，奕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补充优质生

源，即要求已经开馆三年的上海、广东同文馆推举“精通西文西语才识出众者”[37]来京师同文

馆与此次招录的生员共同学习。上海、广东同文馆学生入馆要求比京师同文馆要严格，被保送

的学生已有三年学习基础，从1867年底到1868年，广东和上海同文馆保送的优秀学生先后到

京，才使京师同文馆生源资质有所改观。

师资匮乏仍然是京师同文馆自创办以来很难解决的问题。第一任英文馆教习包尔腾致力于

传教，因而不到两年便离开继续从事传教事业。学识颇丰的傅兰雅也仅在馆一年便转任他职，

天文算学馆虽已开设，但也因无教师授课，通过招考和保送的学生只能暂时分派到英文馆和法

文馆学习，直到1869年算学家李善兰到馆担任算学教习，天文算学馆才以极少的学生正式开

班授课。后来课程中又陆续增加了化学、法文、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格致等科学技术

类课程，但是实际上只请到英语、化学和法语教习，多数课程实际并没有开馆授课。最初几年

京师同文馆教学质量低下，除了大多数生源素质欠佳，教习难寻或频繁调换也是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