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为民思想及其人格精神

范仲淹的为民思想及其人格精神

河南省洛阳市范仲淹研究会秘书长范章

范公思想，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上是独树一帜的和自成体系的，他既有儒、释、道、墨诸

家思想的渊源，又不等同于诸家的思想，他吸收和发展了儒家的“仁者爱人”、释家的“济

生诱善”、道家的“兹、俭、不敢为天下先”和墨家的以“百姓人民之利”为利的思想，但

又批判和摒弃了儒家的“寡尤寡悔、禄在其中”、墨家的“利人以利己”、和释道两家的“出

世”、“洁身自好”等消极自私思想，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思想体系。他这个思想体系的核

心是“为民”两个字。为民和爱民是不同的，爱民可以是目的，也可以是手段，而为民则只

能是目的，其观点比爱民鲜明得多了。范公的一生是为民的一生，无论在朝廷或在地方，无

不处处事事为天下人民着想。范公之所以能受到天下人民的爱戴，历千年而不衰，其原因也

就在这里。

范公为民思想的主要内容，大致可从以下七点来讲：

（一）“活天下之命”的志愿

据沈作拈《寓简》说：范仲淹读书的第一个志愿，就是“要为宰辅，得时行道，活天下

之命”。吴曾《能改斋漫录》也说：“公少年时，曾到灵寺祈祷，求良相不得又求良医。”

良相良医之事大不相同，为何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因良相良医皆能活天下之命，其道相同，

故公为之。用公自己的话说：“能及大小生民者固为良相，在下而能及大小生民者舍夫良医

则未之有也。”两者都说明范公在青少年时，也可以说在邹平时，就立下了“活天下之命”

之志愿。从其立志来看，就很独特，封建社会几千年，大多有志之士的立志不外“治国平天

下”或“高官厚禄、荣宗耀祖”，唯有范公能鲜明地提出“活天下之命”为志．没有一点自

私意识掺杂。这是范公一生最基本的指导思想，他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思想，也是在这个思想基础上，又接受了道家“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发展而成的。

范公之所以能在青少年时期产生“活天下之命”之志愿，是有其思想渊源和社会根源的。

第一，范公２１岁至２３岁时，在邹平县长白山醴泉寺读书，接受该寺和尚供养，释家的“济

生诱善”思想自然要影响到他。第二，范公生长的年代，正是天下人民经历着租税、早荒、

瘟疫三大灾害的时候，尤其地租赋税之苛重，是历史上少有的。人民在这三大灾难的折磨下，

朝不保夕，“饿莩枕路”、“病尸横野”现象屡见不鲜，这就使出身贫寒而又有志于天下的

范公产生了“活天下之命”的志愿。从当时情况来看，“活天下之命”也确实是当时国家的

当务之急，范公既看准了这个问题，又有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志愿。就成为他一生奋斗的主攻

方向，而且越发展越成熟。他初入仕在泰州，见海水汜滥，“庐舍漂流。人畜丧亡，心不自

安”，即上书转运副使张纶，提出并主持修复捍海堰。景祜元年秋，在苏州，“见河道淤寒，

积涝成灾”，又上书吕丞相说：“及观民患，不忍自安……某为民之长，岂敢沮焉”。遂“疏

五河，导积水”，为民兴利除弊。庆历三年，在《答手诏条陈十事疏》中指斥时弊是“官壅

于上，民闲于外”，提出了“养民富国”的方针，并在十条中，有九条提到“民病”、“民

贫”、“民冤”、“民苦”、“民弊”等。晚年知青州，见青民纳粮博州，往返四百余里，

民不堪运粮之苦，路死者居多。范公闻之，潸然泪下，寝食不安，经过调查和思虑，想出了

个折钱纳谷的办法，解决了青民运粮之苦。不仅作行政长官时如此，就是在挂帅打仗时，也

照样如此，有一次尹洙劝他出击西夏，他审时度势，以为不可。尹洙说：“大将应置胜负于

度外。”他说：“大军一动，万命所系，怎能置胜负于度外！”在《答元吴书》中他说：“某

今日之言，非独利于大王，盖以奉君亲之训，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乎！”他又说：

“有生之民皆为赤子，何藩汉之限哉？何胜负之言哉？”在《耀州谢上表》中，对仁宗又说：

“朝廷欲息生民之弊，屈一介之使，重论利害，苟能听服，亦天下之幸甚也。”

（二）“政者为民而设’’的视政观

范仲淹在《政在顺民心赋》中说：“政者为民而设，民者唯政始平，违之则事悖，顺之

则教兴。布政从民者黎元克信，驱民从政者群心不徇。”中国自夏启以后四千年来，无时不

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国家是皇帝一家的国家，人民是皇帝的

奴隶，一切法度都是以皇权利益为准则的，无人敢说围家政权是为人民而设的。而范仲淹能

在家天下、终身制、专制政体的严酷统治下，大胆地且有见地的提出政者为民而设，把被封

建统治阶级颠倒了几千年的政治本义纠正过来，实在难能可贵。他的这一见解，也正符合今

天人民政府为人民的本义，说明了范仲淹的伟大和远见卓识，也说明了只有以人民的利益为

利益才是永恒的真理。

（－－）“政必顺民＂的政治标准观

范公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政治好坏的标准。他在为新政改革提出的政治纲领

《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说：“愿陛下顺天下之心，力行此事。”又在《用天下心为心赋》中

说：“政必顺民，荡荡洽大同之化”，“礼皆从俗，熙熙无不获之人”、“审民之好恶，察

政之否臧。有疾若必为之去，有灾害必为之防。”“彼惧烦苛，我则崇简易之道；彼患穷天，

我则修富寿之方。”“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爱将众同，乐与入共。”“通天

下之志，靡靡而风从；尽万物之情，忻忻而日用。”“何以致圣功之然哉？从民心而已矣。”

又在《政在顺民心赋》中说：“无一物不得其所，无一夫不遂其性。所以感其和气，所以为

之善政。故得上下欣合，莫闻不协之谋；遐尔悦随，每睹易从之命。”“思柔远而能迩，必

去逆而效顺。举刑罚罪，因众弃而方行；列爵养贤，由佥谐而后进。”“务材训农，皆因民

之所利；布德行惠，常舍己以从人。”“上克承于天道，下弗违于民欲。”细思古今中外，

一切动乱，无一不是违背民意而造成的。

（四）“因民之利而利之”的真理标准观

庆历四年，自春至夏不雨，灾异数见，范公上书，请为天下人民办四件好事。书中说：

“国家养民之政本尚务农，因民之利而利之。”一个“凶”字说明了一切政治行为必须是因

民众的利益而作为，不是因民众利益的则不作为。把它作为国家政治的宗旨和评断是非的标

准。这是个真理标准问题，而且也只有这一条才是真理，因为人民都是要牛活的，如果你

的理对人们不利，即是说得天花乱坠，也决不是真理。但是，中国自夏启以后四千年，都是

以皇权利益为真理标准的，很少有人敢说以人民的利益为利益，只有春秋时期的孔子、墨子．

战因时期的列子，在《论语》、《墨子》和《列子》三书里，有以民利为利的意思，但都没

有能像范仲淹那样形成一个明确而系统的思想体系，都还在其方面提出了一些与之矛盾的矛

盾点。除此，几千年的历史长河里就只有范公一人了。这个真理标准的提出，恢复了人类真

理的本来面貌。至少从理论上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君与民的矛盾统一标准问题，在封建社

会，君与民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君权欲膨胀，人民就愈受压迫，为君为民是不能同畜并容

的。虽然历代人民都称赞“忠君爱民”的“贤臣”。但君与民的统一观是有天壤之别的，有

为忠君而爱民的，也有为爱民而忠君的。为忠君而爱民者，爱民是手段，忠君是目的，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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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的利益激化时，要牺牲人民的利益，服从君的利益；为爱民而忠君者，忠君是手段、爱

民是目的，当君与民的利益激化时，要牺牲君的利益，服从民的利益。范公的以民利为利的

真理标准，肯定了后者。否定了前者，而且他自己也就是这样作的。据《范氏家乘》卷七记

载：明道二年（１０３３），江淮京东大早，他奏请仁宗赈灾，好久不见回音，他急了，便进宫

面谏仁宗说：“宫掖中半日不食当何如？今数路艰食，安可置而不恤？”仁宗命他赈灾，他

把饥民吃的乌昧草带回宫中，让仁宗“传示六宫贵戚，以戒侈心”。范公主持新政时，有饥

民犯高邮，知军晁中岳不但不镇剿，反以物犒之，仁宗大怒，主斩中岳，按律亦当斩，群臣

附焉。范公以为若斩中岳，必引起天下官吏剿杀饥民，故力主赦之。群臣与公争，连辅助他

一道推行新政的富弼也不理解公的意思，他说：“我们正在推行新政，重命令、不杀中岳，

怎能重命令！”公几乎是愤怒地说：“郡县兵械是以战守，遇贼不御而又赂之，此法所当诛

也。今高邮无兵与械，虽仲岳之义当勉力战守，然事有可怒……寇至无备，守臣死之，则民

尽涂炭。今吏虽不死节，而民之完者数万家，诚园家实事所存不细，乃与有备而纵贼者例行

诛罚，恐非陛下宁失不经之意。”。仁宗悟，遂赦中岳。二是否定了皇权至上，强调皇帝的

天职（常）是为天下人民谋利益的，并认为这是不可更改的客观规律（道）。他在＜易义、

恒卦》中说：“天子之常也在于道，不在于权”。又在《君以民为体赋》中说：“蒸人有罪

谅责已之情深”，“大哉一人养万民”。把人民犯罪归咎于皇帝没有尽到职责，应该责备自

己，因为皇帝是担负着养育天下万民的责任的，这就把“万民臣君”的封建传统拨正为立君

为民的原意了。

（五）“士当先天下而后个人一的人生价值观

据记载：范公在南都学舍读书时，就说过“士当先天下而后个人”，出仕以后又发展成

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言。这是个人生价值观问题，也是为实现

其“活天下之命”的志愿和“因民之利而利之”的政治准则所必须的。在范公看来，士大夫

们和皇帝，都应该先为天下人民设想，待人民都有了幸福和快乐之后，“与民｜一乐，但无求

于独乐”。这是他在《上执政书》和‘今乐犹古乐赋》中说的，又据吴曾《能改斋漫录》记

载，范公青少年时曾说：“夫不能利泽生民者，非大丈夫之志也。”并把利泽生民的见解提

高到这样的高度认识说：“思天下匹夫匹妇有不被其泽者，若已推而内之沟中。”这种以天

下为己任的高度责任感，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是罕见的。而且，他一生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入仕不久，就在《上执政书》中批评地方长官“民利不作，民害不去”。后来主持新政，“取

班簿察看，将害民贪官和不称职者一笔勾之”，富弼劝他说：“范六丈只是一笔。焉知一家

哭矣！”范公答：

“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这是要求士大夫应该为民。在‘易义·革卦》

中说：“天下无道，圣人革之”、“以至仁易不仁，以有道易无道”．这是要求皇帝应该为

民。他自己不仅日夜为民操劳，而且常把个人的利益奉献给别人，“窖金捐僧”、“捐地兴

学”、“节俭济贫”、“义庄义田”等。这些大家都说过了，不再重复，还有一件“赐金分

赏”的事，也是很动人的。他在平西夏的时候，因平夏有功，仁宗奖以重金，他皆分赏给将

士。。把舍己为人、自守清贫当作最大的快乐。这种高尚的道德情操，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在当时是很可贵的，现在仍然是可贵的。

（六）“至诚”与“无畏”的道德观

为了实现“因民之利而利之”的真理，为天下人民谋利，必须有“至诚”之心，否则，

只能是句空话，所以，范公在《上张右丞书》中说：“居以正色，动惟至诚，名可巽而道不

‘富弼＜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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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屈，怀可卷而节不可降。”在《上执政书》中说：“圣贤存诚，以万灵为心，以万物为体，

思与天下同其安乐。”在‘易义·乾卦》中说：“圣人之德，居乎诚而不迁。”并把“诚”

作为人的道德规范和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天性）。同时强调了“诚”的重要性，他在《省

试自诚而明为之性赋》中说：“诚发为德，彰彼天性”、“明乃诚之表，诚乃明之先，存乎

诚而正性自立，贯乎明而盛德乃宣”。与“至诚”相应的是讲究“不欺”，据《家乘》卷七

记载：庆历六年，范公知邓州，邓州新科状元贾黯归乡，谒公请教，公日：“君不忧不贤，

惟不欺二字可终身行之。”贾黯不忘其言，每语人日：

“我得范公者，平生用之不尽也。”

“至诚”与“无畏”是分不开的，没有无私无畏的斗争精神，就做不到“至诚”。因此，

范公在“至诚”为“德”为“性”的认识基础上，又发扬了无私无畏的斗争精神，积极为民

兴利除弊而奋不顾身。景祜二年（１０３５），刚由贬官召回，见内侍阎文应勾结权奸“怙势作

威，倾动中外”，范公恐蹈汉唐宦官祸国殃民之覆辙，决议冒死上书弹劾。其时阎文应为幸

臣，上书不成，大有杀身之祸，故上书前，遂戒其子，并嘱以后事。幸喜仁宗纳言，贬阎文

应于岭南１。景祜三年，范公上“百官图”，揭露宰相吕夷简结党营私，被吕指控“越职言

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三大罪状，贬知饶州，又徙知润州。范公在《润州谢上表》中说：

“进则持坚正之方，冒雷霆而不变”，虽“无攀缘进取之阶，可无愧于天下”。又在《与胡

安定屯田书》中引《易经》之意说：“某念入朝以来，思报人主，言事太急，贬放非一，然，

仆观大过之象，患守常，经九四以阳处阴，越位救时，则王室有栋隆之吉，九三以阳处阳，

固位安时，天下有栋挠之凶。”梅尧臣因范公有景祜三贬，作Ｉ：灵鸟赋》劝公，告诉他直言

遭祸。范公亦作《灵乌赋》回答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庆历元年（１０４１）戍边任上，

凼西夏求和，有《答元吴书》，被宋庠弹劾为与元吴通书，“可斩”。幸有杜衍“谓公本意

忠于朝廷，招纳叛羌，不可深罪。夷简亦助衍言，孙沔又上疏为公辩，上悟，乃薄责，降官

知耀州。”２在《谢降官知耀州表》中说：“臣非不知逆龙鳞者掇齑粉之患，忤天威者负雷

霆之诛，理或当言，死无所避。”晁说之在《晁氏客话》中说，范公尝说：“公罪不可无，

私罪不可有。”

（七）崇名节尚道义的人格精神

崇尚名节，是鼓舞人们善善恶恶，从而进行社会改革，推动社会前进的精神动力，故范

公很重视名节之教。他在｛：上资政晏侍郎书》中说：“圣人崇名教，而天下始劝。庄叟云：

‘为善无近名’，及道家自全之说，岂治天下之意乎？名教不崇，则为人君者谓尧舜不足慕，

桀纣不足畏；为人臣者ｉＷ／ｋ元不足尚，四凶不足耻，天下岂复有善人乎？人不爱名，则圣人

之权去矣。”在《杭州谢上表》中，他自述说：“居常苦节，动必危言，公忠之节，绐终弗

回。”这与他的先忧后乐思想是一致的，若不重视节操，就不可能使士大夫们做到先忧后乐。

还应该说明的是，他讲究节操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天下人民利益的需要，并无一点沽名钓誉

之私。他晚年知青州时，为青民排忧解难，受到青民爱戴，要求给他画像，他不许。一天晚

上，他正在伏案阅卷，有一位名叫米方的人，在窗外趁着月光偷偷给他画了肖像，被他知道

了，他叫米方把画像交给他，他立即烧掉。可见范公名节思想的纯洁、真挚，并通过“至诚”

与“无畏”达到了内在美与外在美的统一。

比崇尚名节更高一个层次的精神境界是他的道义观。他把“活天下之命”之志愿、“政

者为民而设”的视政观、“政必顺民”的政治标准观、“因民之利而利之”的真理标准观、

“士当先天下而后个人”的人牛价值观和为实现这些志愿而需要的“至诚”、“无畏”、“崇

尚名节”的人品道德和节操，构成一个互相贯通的、多层次的、完整向＾统一的思想体系，并

１见宋壬得臣《麈史·范仲淹冒死上书》。

２‘范文正公年谱》庆历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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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它上升到理性高度，称之谓“道义”。道者，是人们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和道德行为规范，

义者，是人们应该做而必须做的“刚直方正”之事。通过这种理性认识，他相信真理是永存

的，他在《答安抚王内翰书》中自述：“如卞生献璧，不知其止，足虽可刖，而璧犹自贵。”

从而成为鼓舞他为实现“天下人民之利”而艰苦奋斗的巨大精神动力，使之舍生忘死地为“天

下人民之利”奋斗了一生。他不以富贵为乐，而以道义为乐。从政３７年，被贬官降官五次，

徙职２２次，终不移志，而自乐其道。富弼为他作墓志铭说：他“极意论辨，不畏权幸，不

蹙忧患，故屡亦见用，然每用必黜之，黜则忻然而去，人未见其有悔色。或唁之，公曰：‘我

道则然，苟尚未遂弃，假百用百黜而不悔’”。公在《谢转礼部侍郎表》中说：“进则尽忧

国忧民之诚，退则处乐天乐道之分。”观其所著诗赋文章，几乎篇篇不离“道义”。晚年在

杭州，有人劝他“在洛阳置第园，以为逸老之计”，他回答：“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

况居室乎！”三句话概括了他为利译生民而先忧后乐，不惜牺牲自己的高尚情操和人格精神。

《宋史》本传说他：“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这种精神，于百年来曾激励着无数志士仁为国为民英勇奋斗。

但是，还应该认识到社会问题的根本问题是占有权问题，占有权是个物质问题，物质是

第一性的东西，第一性的东西不解决，仅凭第二性的精神的力量是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的。

因此，范公和他以后的志士仁人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自然也不能实现“因民之利

而利之”的真理。只有到了今天，马克思主义者按照物质第一性的原理，从占有权上去解决

社会问题，才能使社会问题逐步得到解决。马克思说：“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

阶级的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１８７２年

夏＜国际工人协会章程》）。这里明确提出了权利义务平等，也即在政治经济的占有权上权

利义务平等。但不是平均主义，而是各有各权，互相制约，没有特权，没有垄断权，即可平

等。这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好办法。和范仲淹提出的政权制衡物权施平理论，正相一致‘。可

见古今中外唯圣贤能同德啊！范仲淹虽然已提出了政权制衡物权施平理论，但他所处的那个

时代，是不允许他解决这个问题的，今天已到了解决的时候了，我们应该发扬范公和马克思

的精神，认真解决这个问题，使人民都能过上自由、平等、幸福的好日子。

今天有人说，封建社会的官吏即如为人民办了好事也是为了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甚至

还有人说，办好事还不如办坏事，办好事延长了封建统治。好像古人都不是人，应该让贪官

把他们都害死光才好，只要缩短封建统治。何其忍也！若不是为了人民，不知要求缩短封建

统治是为了什么？这是不科学的，实际也是不要后人承认自己，因为后人还要比今人进步。

当然，封建社会的官吏为人民好事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把它当作手段，其实他并不是

为了给人民办好事，说他是为了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是对的；另一种，是把它当作目的，他

是真心真意地为人民的利益设想的，说他是为了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就不对了。当然，为人

民办好事也会缓和阶级矛盾而起到巩固地主政权的作用，但他和蔓１１５种以办好事为手段的人的

思想体系是迥然不同的。以办好事为手段的人，归根到底是为了压迫人民，他的发展方向永

远是向着反人民的方向发展的：而为人民设想的人，归根结蒂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即如一时

还没有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办法，他会不断总结经验，终究会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

的。今天我们的共产主义理想，也有历史上包括范公在内的为民思想的渊源，不然，马克思

主义自己没有腿，不会自己跑到中国，如果我们不是这样认识问题，就是不承认历史，不承

认历史，也就不会懂得今天，更不会真正懂得今天所说的社会主义。

改造世界，首先是认识世界，范仲淹虽然局限于时代条件，未能从占有权上解决问题，

但他已为我们提出了理论指导，我们应该接过他的理论武器，继续前进！

’范仲淹‘天道益谦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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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乞两府兼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