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观念重构与行动选择——一个基于“文化治理”视域的分析框架

政治

胡范铸张虹倩周萍I特大疫情防控中信息治理的观念重构与行动选择

特大疫情防控中信息治理的观念重构与行动选择

—-一个基于"文化治理"视域的分析框架

文/胡范铸张虹倩周萍

知识决定行动，行动生产知识。新冠疫情的暴发和控

制.暴露了当代社会尤其是特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的一个重大问题：信息的生产与管理问题。而信息的生产

与管理，不仅仅是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更是一个文化

治理的过程。

疫情管控：既是“公共卫生的政策过程”也是“文化

治理”过程

对于“文化”的理解，今天与上古、中国与西方并

非风马牛不相及。受到泰勒定义的影响，今天学界一般都

将“文化”看成是一种“名词”。其实，在先哲那里，无

论是《周易》的“人文化成”观还是古罗马的“灵魂培

育”观，强调的都是“变化”和“过程”。这蕴含着“文

化不仅是结构性的，更是建构性的，是一种过程”的思想

可能；也蕴含了 “文化最根本的在于价值追求”的思想动

力。也就是说，文化就是由一个共同体基于历史、面向未

来、协同开展的，由器物、制度、观念体系所体现的，感

觉、意义与意识的社会化生产与再生产过程。

疫情的防控离不开信息，通常认为，疫情的治理就是

政府的公共卫生政策信息的制定、发布与落实的过程，其

实不然，它更是一种“文化治理”过程，是“感觉、意义

与意识的社会化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

“文化是一系列规范或准则，当社会成员按照它们

行动时，所产生的行动应限于社会成员认为合适和可接受

的变动范围之中。”当各自所“依据”的旧的文化规范互

相冲突时，意味着社会成员的行动很难协调；反之，当社

会成员的行动终于能够协调时，则意味着某种意义的新的

“文化共识”已经形成。因此.这里既需要“依据文化加

以治理”，同时也需要"对文化加以治理”。文化的构成

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等不同层次.其中最

根本的是观念文化。人类每一次重大危机，往往都意味着

一系列观念的助推；而每一次对危机的克服，又往往意味

着新观念的生长。公元前430年一前427年的雅典大瘟疫既

导致了雅典“古典”财税体制的瓦解，也催生了以火消毒

防疫的观念——"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发现，雅典城中

有一类人几乎不染疫情，那就是每天和火打交道的铁匠，

由此他联想到也许火可以防疫，于是在全城各处燃起火

堆来扑灭痕疫。这个简单易行的方式，成为其后上千年西

方防疫的重要手段之一。没有对于积极性观念的发扬，没

有对于陈腐性观念的批判，便很难形成疫情防控的有效共

识，也很难形成长效稳定的疫情防控机制，更遑论推进文

化的涅槃。

由此可见，无论是“依据文化加以治理”，抑或是

“对文化加以治理”，其核心都是对观念文化的“扬弃”过

程。这一“扬弃”贯穿了危机预防、应对与善后的全过程。

流言未必一定有害：危机预防中的观念重构与先机

把握

在危机预防阶段，信息治理的关键是有效把握先机，

既维护正常舆论秩序，又不能干扰社会信息预警，由此就

带来两个侧面的工作：一是如何在正常行政系统信息传递

之外，及时体察本地危机的社会预警信息；二是如何控制

各种“谣言”的传播，防止无谓的社会恐慌。为此，就需

要重新认识究竟什么是“流言”，什么是“谎言”，什么

是“谣言”。

在信息管理中，经常可以看到“打击网络流言”“防

止流言蜚语”之类的管理话语。其实，混淆“流言”“谎

言” “遥言”之间的区别是信息治理中的常见弊端。

流言就是“没有得到证实而又无法反驳的信息”，与

是否“有害”并无必然关联。

谎言就是不合乎事实的话。其实，言语交际中的信息

可分五类，

g

卩：客观事实；说话人认可的事实与信息；语

言形式在客观上荷载的信息；说话人希望听话人接收到的

信息；听话人实际理解的信息。谎言的本质不在于一个人

说的话是否合乎事实，而在于说自己不相信的话。如果一

个人以为已经暴发了疫情，于是告诉了大家，哪怕疫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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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并没有暴发，也不能断定其“撒谎”；反之，如果一个

人以为疫情巳经暴发，却告诉大家没有暴发，哪怕疫情真

的还没有暴发，他依然属于"撒谎”。

在上古，"谣”最初是人类传承知识最基本的手段

两千多年来，“谣”经历了一个由“语言社群记录、传

播、传承最重要的共间体知

i

只的主要手段” 一“传播民间

的认识，尤其民间的批评性意见的主要方式”一“（民间

流传的）没有事实根据的消息”的转折，今天，从信息治

理出发，“谣言”应该严格界定为“在公共空间故意传播

的已被确证的不实陈述”。这就意味着所谓“谣言”，至

少包括这样几个要素：一是“不实陈述”；二是该陈述已被

足够证据证伪；三是故意的；四是在公共空间获得传播

“流言”与“谣言”虽然部不是“真实陈述”，但

二者的最大区别就是与“事实”的关系：“流言”内容的

真伪是尚未确定的，可能是“不合乎事实”的，也可能是

“合乎事实”的；而“谣言”则意味着已经被证明属于虚

假的，肯定“不合乎事实”。“谣言”也与“谎言”有

关。“谎言”与“谣言”都是“掩盖事实所指”的言说，

但“谎言”的生产是“对话性”的，即“生产+消费”；

而“谣言”的生产则是“大众传播性”的，即“生产+传

播+消费”。只对某一个人撒谎，其意图并不在于广泛传

播，不能称之为“造谣"。而对某个人撒谎，并推动这一

谎言广泛传播.便构成“造谣”。正因为“谣言”的生产

过程离不开“传播”，“谣言”行为的责任主体也就分为

两类：“生产者”和“传播者”，“谣言”需要“传谣”

者的合作。只不过在这一过程中.“造谣”的“原述行

为”就是“撒谎”，但“传谣”的“转述行为”却未必属

于“撒谎”，他可能是因为相信而“传摇”。

社会需要的是打击“造谣”，对于“传

iS

”则必须保

持谨慎的态度。“信息的生产”是一个生态化的过程。只

有充分的信息竞争才能有效地制止谣言。在正常的思想竞

争、信息竞争屮，市场固然会不乏谣言，但这些谣言通常

部不足以危害社会，而一旦试图抑制大部分主体的信息生

产，信息的竞争机制失效，真正灾难性的谣言才更容易产

生。对于牵涉公共利益的流言，需要的是及时作出说明，

而不是简单“封堵”，这意味着不但不能简单采用“封

号”的方法，更不能轻易动用司法力量。既要有效“管控

网络谣言”，也要有效“保护社会自发性预警信息”。

同时，需要构建多渠道全方位的公共信息流通机制。

第一，从“屏蔽”到“发现”。网信管理机构不能满足于

“屏蔽不良信息”以“控制舆情”，更要善于借助“舆

情”发现潜在的危机。第二，从“发布”到“互动”。政

府政务新媒体平台应改变以往单14的“发布”行为，完善

社会公众“报告”和"叩

M

”机制，使得公众的

N

题发

现、心理焦虑都能及时传达到管理和决策部

N

。第三，从

“本地”到"全球”。21世纪是人口全球流动的世纪，

也是疫情全球流动的世纪，更是信息全球流动的世纪。特

大城市治理，不仅要关注本地的疫情信息，同时还必须对

全球的疫情信息保持足够的敏感。在本次疫情初发时.中

W

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的经验就是，在武汉发出明晰的预警

第四，从"闭环”到

“竞争”。社会治理需要构建成为一个“太极结构"，即

之前就已经捕捉到了危机的动丨4

各个层面各个角度都能够互动的结构。语言是一种生态，

在正常的思想、信息竞争的语境中，世界上可能充满流

言，但这些流言一般并不足以危害社会。正如我们不能老

是依赖抗生素去杀身体里面存在的各种微生物，在非常时

期才可以使用抗生素来抑制某一部分的微生物，正常情况

下微生物自己会产生和谐状态。如果每个人都能自主地、

如实地、没有恐惧地表达对世界的理解，不但所谓流言的

负面影响将被极大地缩小到可接受的范围，而且那些建设

性的力量更容易获得流通。

信息发布不只是政府责任：危机应对中的观念重构与

社会动员

危机一旦发生，信息治理的关键是有效进行社会动

员，既能及时全面采集疫情、民情等各种重要信息，又能

使政府信息发布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由此便需要明确

“何为信息责任”。

公共安全危机管理，尤其是疫情危机管理首先是一种

“社会动员”行为，需要动员全社会每一个人参与。在这

一过程中，“信息的发布与接收”不仅是一种“权利”，

更是一种“责任”，社会的每一方都需要确立“信息责

任”的观念。

第一，主管机构的信息责任是“以民为本.实话

实说”。这要求城市主官要有“预案意识”“危机意

识”“行动意识”“担当意识”“数据意识”“法治意

识”“情感意识” “战略意识”。

第二，新闻机构的信息责任是紧紧盯住那些直接关乎

全社会根本利益的事件。这包括越是重大

N

题越是要主动

说、越是重大的问题越是要及时说、越是重大问题越是要

全面地说、“不说”也可能属于“造谣”。

第三，执法机构的信息责任是保护而非遏制信息的

自由流通:如果执法部

N

在疫情初发、信息明显供给不足

时，对于发布事态发展传闻的市民盲目“依法处理"，显

然有违保护信息自由流通和自由竞争的信息责任。

第四.疑似感染者的信息责任是主动告知、及早就

医。疫情不仅是个人身体健康

M

题，更是公共安全

M

题，

因此

，一

旦发生疫情.任何疑似患者及其家属都有义务将

自

d

可能牵涉疫情的信息如实地向有关机构报告，争取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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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及时的隔离与治疗。

第五，社会公众的信息责任是推动危机解决而非制造

危机。就社会公众而言，其信息责任首先就是认真监督：

监督有关方面的信息发布是否合乎事实，监督有关公权力

建社会清感认同的重要路径。

第一，恰当表彰有功人员。（1 )所有在疫情中殉职

的医护人员都应被授予“烈士”称号；（2)建立“医护

纪念牌”，弘扬为公众牺牲精神；（3)设立医护特别后

的运用是否合乎人民利益。公众所发布的各种相关信息，

只要不是自己恶意瞎编，哪怕是传闻不确，也是在行使自

己的公民权利。当有关公权力信息供给明显不足的时候，

公民把自己所目睹的、所知晓的有关现象，把自己的内心

诉求和紧张直接发布出来，与其他社会成员共享，形成一

个有关该重大事件的“信息拼图”，这也是一种公民的

“信息责任”，有利于促进危机的化解。

“正能量”应避免幸存者误差：危机善后中的观念

重构与疫后恢复

在危机善后阶段，信息治理的关键是化危为机，重构

社会信任和政府认同，推动国家形象提升和社会发展，由

此便需要重新认识“何为正能量”。

首先，要完善疫情信息的认知框架。特大疫情不仅是

公共卫生问题，也造成全社会生活生产节奏的紊乱，由此

导致社会情绪甚至社会价值观的紊乱。因此，疫情一旦受

控，最重要的首先是纾解恐‘惧，推动社会生产生活的有序

恢复。为此.在疫情信息发布上要继续注意：

第一，完善“健康命运共同体”的认知框架。这需

要做到以下儿个方面：（1)已经形成的全球疫情播报必

须坚持到全球疫情完全受控为止；（2 )国内新发疫情必

须及时加以充分说明；（3 )报道其他国家疫情必须坚持

同理心；（4 )报道全球疫苗研发与接种进程必须客观准

确；（5)报道全球疫情致病率、重病率、死亡率、医护

压力时应该注意空间变化和时间变化。

第二，完善国内疫情信息认知框架。任何疫情的应

对行为都需要支付相应的社会成本，而疫情的强度有高有

低，为了有效降低社会成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改变空间分割的认知习惯，完善以市、区、小区为

单位的疫情分区管理模式，无须因一两个病例影响过大面

积，一碰就导致“全省战时状态”“全市进入高风险”；

(2) 改变不分强度的认知习惯，完善口岸、医院、学

校、地铁和其他公共空间的分级管理模式，有序解除过度

的管控措施，适当鼓励公共生活；（.3)改变传统公共卫

生的认知习惯，实行就医戴口罩、公共场合设消毒洗手

液、就餐使用公筷等防疫卫生措施，并将之制度化，使之

成为中国公共卫生习惯变革的一个契机。

其次，要重建社会的情感认同。在疫情的防控过程

中，群体情感冲突高发，而社会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最核

心的其实就是情感共同体。而疫后的奖罚分明，无疑是重

援基金，不让英雄流血又流泪，对所有在本次抗击疫情中

因公死亡的医生护士，对今后所有在各种救灾中因公死亡

的医生护士，乃至今后所有在医疗岗位上被医闹杀害的医

生护士，都考虑由这一基金给予数倍于普通工伤的抚恤；

(4)医护奖励应该“论功行赏”，政府可以用自己的无

形资源或有形资源奖励医护人员，但用其他群体的利益

“转移支付”给另一个群体的做法必须慎重。诸如“一线

医务人员子女加分”的政策，其用心虽好，但效果有明显

缺陷。教育是社会的基础性领域，教育政策必须保持前瞻

性和稳定性，不能简单当作临时的救济措施。为此，可以

采取的方法是：其一，鼓励医护子女报考医学类学校；其

二，医学专业学费全免，鼓励贫困学生报考。

第二，严厉处置过错人员。对于在疫情中负有重大责

任的人员，必须及时加以处罚。对疫情负有重大过错的人

员如长时间得不到处理，也会极大地影响社会的情感认同。

最后，要深刻反思，避免一味地简单庆功。疫情管控

成功，自然得益于全民的努力，该表彰的必须表彰，幸存

者也都可以大大松一口气。但在整个事件的处理上，无论

如何也不能忘记那些遭遇不幸的家庭。这时最需要的是总

结教训，不宜过度庆功，更不可把整个事件“悲剧”当成

“喜剧”。

总之，特大疫情中的信息治理，既是一场剧烈冲击文

化观念、文化秩序的危机，又未尝不是一种促进文化自

省、文化更新的机缘。疫情防控和疫情信息治理，不仅是

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更是一个文化治理的过程。这

里，既要“依据文化加以治理”，也要“对文化加以治

理”。这意味着，在危机预防阶段，信息治理的关键是有

效把握先机，既维护正常舆论秩序，又不能干扰社会信息

预警，由此便需要重新认识“何为流言”；危机一旦发

生，信息治理的关键是有效实施社会动员，既及时全面采

集疫情、民情等各种重要信息，又能使政府信息发布获得

社会的普遍认同，由此便需要明确“何为信息责任”；危

机善后阶段，信息治理的关键是化危为机，重构社会信任

和政府认同，推动国家形象提升和社会发展，由此便需要

重新认识“何为正能量”。没有对于积极性观念的发扬，

没有对于陈腐性观念的批判，便很难形成疫情防控的文化

共识，也很难形成长效稳定的疫情防控机制，更遑论化危

为机、推进文化的“凤凰涅槃

”。S

【胡范铕系华东师范大学国家话语生态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二级教授，张

虹倩系华东师范大学期教授，周萍系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摘自《文化艺

术研究》2021年第1期；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貢点項目“以‘新言语行为

分析’为核心的汉语修辞学理论研究”（19

AYY

002)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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