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疫情冲击之下的危与机

全球疫情冲击之下的危与机

王镭

或许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能预料到——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尽然是以一场新冠

疫情开始的，更严重的是没有一个地方可以逃过，疫情肆虐的范围之广，令世界

为之震惊。——根据世卫组织统计，到3月底，新冠疫情已经波及201个国家和

地区，而在1月20日这个数字只是4。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这次疫情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危机。病毒对经

济冲击的加剧，给世界各地带来了不稳定，甚至可能会出现动乱和冲突。古特雷

斯说，“疫情威胁到每一个人，并冲击到经济导致衰退，影响所及可能是近代史

上无可比拟的”。

从二月底到三月底，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人们关于疫情对经济社会影

响的认识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曾经被认为是影响中国

经济的孤立事件，如今成了全球性的灾难。

相比本次疫情，2003年的SARS只能算作是“茶杯里的风暴”。从涉及的人口数

和人类对抗疫情所需消耗的总时长来看，新冠病毒疫情已是进入21世纪以来，

最重大的全球事件，超过9.11，超过次贷危机。

地球是个村，谁也不是局外人，那么作为局内人，又该如何看待这次疫情呢？

叠加的危机

新冠疫情发生在一个历史的拐弯处，在特朗普上台后一贯执行“美国优先”策略

之下，全球化进程本身就在不断受到挑战，引发了全球地缘政治的深远变化；另

一方面，在全球化退缩过程中，全球经济也处于剧烈波动中。

3月中，沙特和俄罗斯石油减产谈判破裂后，分别先后宣布增产，导致国际油价

大幅下挫；由此引发美股急跌，并连续多次触发熔断。更糟糕的是疫情在美国的

持续发酵，多个州发布居家令进入紧急状态，引发失业率飙升，资本市场对经济

衰退有严重担忧，加剧了美股下跌。

在此情况下，美国多个对冲基金客户赎回，引发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危机，美联储

紧急将利率下调至0-0.25%，同时宣布了一系列“卸下水龙头”似的救市计划，

包括开放式的资产购买，将不限量按需买入美债和机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有市场人士称为美联储；美国国会批准推出2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

短期超出市场理解的救市步伐，加剧了市场的进一步担忧，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最低跌至18213点，从最高点的29568点跌去了38%，这轮跌落只用了24个交

易日。这意味着，特朗普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以来道指的涨幅，几乎全部抹去。标

普500指数已经连续7个交易日涨跌幅度超4%。这一震荡程度超越了此前在1929

年创下并保持的记录。

截至本文完稿时，美股在美国疫情平稳、沙特俄罗斯协商增产及财政刺激计划的

情况下，已经回稳到22000点上方。

美股和疫情的暂时稳定，并非危机已经完全消除。新冠疫情带给世界的冲击，正

在一点点被认知，而它全部的意义可能要很多年后才能看的清晰和完整。金融危

机、经济危机、地缘政治危机的叠加态势，依然存在。

金融危机由流动性危机引起，金融市场的动荡引发金融机构高杠杆下难以招架的

客户赎回，必然引发金融资产的抛售潮，形成市场踩踏。与2008年金融危机的

差别在于上次的流动性危机主要出现在银行，由于房屋次级贷款证券化规模巨

大，资产端轻微的债务违约就推倒了多米诺骨牌。而本次流动性危机主要发生在

共同基金和对冲基金，美联储此轮救市也是绕过了商业银行，直接下场救市——

这也是利率调整幅度最大、无限量释放QE，并一瞬间让人看不懂的原因。

短期的极端救市，让全球资本市场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各类资产下跌也得到了遏

制。但是，美联储降息为零和美元无限量量化宽松的后果将如何演化和收场，过

程或许才刚刚开始。

在全球金融市场上，最重要的利率有两个：一个是美联储公布的联邦基金目标利

率，另一个是美国国债收益率。前者决定了短端利率，后者则决定了长端利率，

尤其后者是全球真正的无风险利率，是所有外汇的基准。

所以，美联储的无限量QE主要考虑是要化解信贷和债券市场的流动性危机，这

两个市场规模远远大于股票市场，只有前者危机解除，后者才可能稳定。在实行

零利率或近似零利率政策后，通过购买国债等中长期债券，增加基础货币供给，

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资金。

美联储“卸下水龙头”后，相当于向市场注入巨量流动性，资金会涌到海外寻找高

收益资产。但问题是这些年欧美央行不断加码、重复的QE政策，并未解除经济

中的结构性矛盾，而是让各类失衡——贫富差距、贸易失衡、财政失衡、利差分

化——越来越严重，并且导致了金融机构为了扩大收益而不断追求风险的逆向激

励。目前，这一对央行的信心危机，使得央行的救市效果低于预期。这就等于让

全球资产为美元的量化宽松埋单。

由此，金融危机转化为经济危机的风险依然存在，后者主要将有债务危机引发。

为何此次石油减产协议未达成，令美国如此紧张，都说美联储看到了更多东西，

其实就是美国页岩油在油价下跌情况下的债务风险。

美国页岩油为什么有这么重要的地位？那要从2012年说起，这一年是美国页岩

油产量的分界线，从2012年开始页岩油产量爆发，2017年5月北美的页岩产量

达到了世界原油总产量的6%，到2019年12月，美国二叠纪盆地、巴肯、鹰滩

等七大产区页岩油产量突破900万桶/天，占原油总产量的70%，已经是地球上

第一大产油国。

产业的飞速发展带来了产业资本甚至投机资本的进入，到此，美国已经有大量投

资进入了页岩油产业，美国的养老基金就无法在传统的固定收益市场获得足够回

报，从而转投信贷和私人股本公司的对冲基金，而这些实体也转去投资页岩油气。

在美元不断降息的大背景下，因为看好页岩油的技术进步，相信这个行业成本会

越来越低，大量资本涌入这块市场。2019年时美国三分之一的钻井、三分之一

的水力压裂作由私人股本公司投资完成。

产业资本出于对市场占有率的渴望，对资本利润的追求，推动美国众议院在2019

年4月4日通过NOPEC法案，允许美国司法部起诉OPEC成员操纵石油市场，后

者一旦被认定为操纵油价，其主权豁免权将取消，还会受到反垄断监管，OPEC

成员国在美国的资产可能会被美国政府没收。沙特此时已经在美国累计投资了1

万亿美元，如果真的法案生效，对沙特来说后果不堪设想。

NOPEC法案一直是沙特最为厌恶的美国法案，没有之一，沙特第二天马上回击，

说如果NOPEC法案成为现实，沙特将抛弃使用美元进行石油交易，并且每个OPEC

国家都将增产到最高水平，这将对美元全球霸主地位产生极大的动摇——今年沙

特、俄罗斯的增产计划、减产协议等等，不过是这场争端的余波，也是沙特秀肌

肉的步骤之一。

另一个方面是，沙特、俄罗斯的增产计划面临客观需求锐减的挑战。在遭遇全球

疫情爆发，全球产能停滞贸易极度萎缩的情况下，石油等能源需求也降低至历史

低点，增产情况下的收益更难保证——当然，这也是美国页岩油也需要面对的问

题。

现在很难讲作为美国在中东的铁杆盟友沙特，是否真的跟美国关系恶化了，但美

国页岩油在国际油价低于30美元的区间内，将没有利润，长此下去，页岩油企

业的债务问题将暴露，并引发一系列危机——这是可以预见的。

危机的处理能力

无论是新冠疫情还是今日危机，面对危机，如何应对是一场大考！

毫无疑问，面对危机状态，美联储现用的第四代宏观计量模型和发展中的第五代

模型，可以看到很多盲区，以便美联储提前做出足够量的应对，这也是美联储在

应对宏观经济危机问题的时候，能执全世界牛耳，有着当仁不让的地位和能量。

但前瞻性和适当性本身就是一组矛盾，所以，宏观经济政策预测性再好，也需要

与当下的情况相适应。世界各国的宏观经济目标都非常简单——维持充分就业、

稳定物价水平、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同时持续推动均衡的经济增长，但实际的执

行情况和我们期待的应然状态之间，却可以相差很远；放在不同的国家，这样的

差别更加大。

比如，面对传染病疫情，要遏制快速传播、高度传染的疫情，其目标措施也都非

常简单——让确诊病患和疑似病患隔离治疗、隔离密切接触者切断传播途径，然

后研发疫苗形成群体免疫。

但是就这样简单的“三板斧”，真正要落实却面临非常的困难，从目前的实际情

况看，疫情在全球蔓延也相应的让人们看到，要做到这三条并非易事。

“应收尽收”——让确诊病患和疑似病患隔离治疗，考验的是面对公共卫生事件

的医疗卫生体系资源是否充足；“居家隔离”——隔离密切接触者切断传播途径，

减少社会交际活动，在不考虑自由意识的情况下，真正要严格落实也是执行难度

最大、执行成本最高的；疫苗研发，考验一个国家的医疗医药科研力量，也不是

所有国家都能做到的。

而很多国家在信息完全透明公开的情况下，真正落实三板斧的时候，面对的最大

纠结其实也都无关意识形态，而实际上与对经济衰退的担忧、对政治后果的考量

更为重要，对别国的责难、构陷，其实也都围绕这些问题，转移国内矛盾展开。

近日，西方知名的日裔美国学者、《历史的终结》一书的作者弗朗西斯·福山，

在美国《大西洋月刊》上刊文就写道，“看来许多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们也在出于

各种各样的压力而在淡化疫情的危险，不论是为了避免伤害经济还是保护他们个

人的利益”。

从公开信息开，美国在2019年针对疫病流行其实做了一定的功课，美国政府去

年曾委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对全球应对突发性公共疫情灾害事件的各国能力进

行比较研究，结论是美国排第一，而中国排到了第54位。

显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这份研究所考量的维度局限在了卫生领域内，在医疗

卫生领域，包括制药、基因生物等方面，美国确实拥有全球一流的研发和制造水

平，其医院服务水平也处于领先。

但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远远超过了普通医疗服务所需范围，面对新冠肺炎快速传

播导致的卫生系统遭遇挤兑的情况，将使问题的解决远远超出了卫生体系所能应

对的范围。

这个时候，才是真正考验国家能力的时刻。

好多人说民主制度、意识形态决定国家能力，同样福山在近日发表在《大西洋月

刊》的文章回应了这样的说法——“决定应对疫情表现的关键性决定因素并不是

政治体制的类型，而是一个政府的能力，以及更为重要的是，对政府的信任”。

其实，国家能力无非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治理能力，它决定了你这个国家做得

成事情还是做不成事情，能够多大程度上做成事情；另外一个能力，其实是财力，

管你什么制度，做事都是要有财力的。

在这两个能力之上，通过一系列适当的政策与理念的配合，才能建立起福山所说

的“信任”，也就包括全社会的共识、凝聚、目标一致等方面，这种信任一方面

可以推动国家能力的提升，一方面也促进社会意识形态的形成与进化——没有什

么是一成不变的，中美之间，面对疫情的此消彼长也如此。

不知源头在哪里的新冠肺炎，最初却集中爆发在中国的中部，西方国家普遍以围

观者的心态注视，随后疫情的演变令人大跌眼镜：没想到中国迅速扑灭了看似失

控的疫情，没想到西方国家相继沦陷，而且严重程度令中国望尘莫及。

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在《 1929-1939 年：世界经济萧条》一书中指

出，“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行无法完全依靠市场自发的力量，或者说不能指望各国

自觉、自愿地提供确保经济体系稳定所必需的成本，因此必须有一个国家在其中

发挥领导作用，提供维持体系稳定所必需的成本。那些关心‘公共利益’并愿意

承担‘公共成本’的国家，就是世界经济体系的领导者，同时也是世界政治体系

中的领导者”。

如今，特朗普一步步摧毁这一秩序，他用“交易的艺术”取代国际贸易规则，准

备将WTO一脚踢开，美国已经没有耐心继续扮演这个世界的领导者，特朗普对

所谓的“软实力”不屑一顾，这一切令世界错愕，甚至让美国的盟友们陷入惊愕。

世界正在陷入没有秩序可言的“金德尔伯格陷阱”。

过去四十多年是中国和美国相互依赖、各取所需的美好岁月，期间主导中美关系

轴心的并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基于世界和平与合作互利的理性现实主义，也基于

美国作为“领导者”的自信。

如今，美国对中国在意识形态、政治体制方面的责难增加，在各个领域的争夺与

竞争激烈，究其实质，还是中美经济力量对比上的消长，是赤裸裸的现实利益争

夺。如果中国是一个大号的越南，仅仅作为一个世界加工厂，没有自己的科技、

创新和发展，美国才不会管你是什么体制、制度和意识形态。

这注定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动荡时代。无论面对疫情中国无论处理的怎样，都会有

脏水泼来，所以，中国除了做好自己的事情，提升自身的国家治理能力，还要应

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危中见机。

化危为机的契机

面对二十一世纪的最大公共卫生危机，全球经济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2019

年本不怎么乐观的全球经济形势，面对疫情影响下的经济冻结状态，相当于同时

面对两大矛盾性挑战，一方面是控制疫情，一方面是减缓疫情对经济的影响。

其实，从两者的发展路径和程度来说，是一个容易兼顾的短期和长期目标。短期

核心目标必然是“控制疫情”，疫情控制好了就可以有序复工复产，短期的经济

阵痛就可以忍耐；而经济发展本身就是一个长期性目标，稳定的社会环境是这一

目标的前提。

对于一个有坚定目标和决断力的领导，有一个强执行力的政府，很容易在两者间

决定平衡，先解决短期目标“控制疫情”，然后再来恢复经济。可就这样的抉择

对于很多面临党派政治、选举周期的国家，很难抉择。

只看短期效果的选举周期，会让政府更担心经济衰退的到来叠加选举周期，会对

自己的选情不利；所以，防疫行动迟缓、强烈摆脱责任，甚至释放谎言掩盖严重

的情势，就成为这些政府的选择。最终，政府解决经济和社会失衡的方法往往加

剧原本的失衡。

虽然，美联储和美国政府都采取了史无前例的行动加以应对，但与控制疫情的“核

心任务”相比，货币与财政政策充其量只是边缘政策。最终结果可能是西方国家

应对疫情和经济的两个“核心任务”，前景都不乐观。

反观中国，在疫情爆发的初期，美国政界的一些人开始污名化中国，甚至预言中

国将有超过千万人口将被感染，但事实给了他们一个响亮的耳光。中国政府在应

对疫情中，决策有力、思路清晰，很快就控制住了疫情，并开始推出政策，进入

复工复产、恢复经济的步骤中来。这一过程反应出中国党和政府在社会经济问题

决策中，决策目标单一化的导向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基层组织强

执行力的制度优势，以及相信科学相信权威的文化优势。

在中国疫情防控初期，工厂全面停工停产，导致全球供应链面临问题。《福布斯》

杂志甚至断言，危机之后，没有人愿意继续维持“全球供应链过度依赖中国”的

现状。

客观上，不可否认，即使没有此次新冠疫情，轰轰烈烈的全球化浪潮看似完美，

裂痕实则早已隐现。

一方面，资本的高流动性与劳动力的低流动性，促成了发达国家“锈带”的出现，

成为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土壤；另一方面，中国的高储蓄率与美国的高消费率，

一直是互补的镜像，长期形成巨大的资本鸿沟，酿成了美国的过度借债消费。第

三方面是“全球化红利”在金融资本的推动下转化成“华尔街红利”，助长了资

本的增值，贫富差距扩大趋势加剧，潜伏为引发社会剧烈变革的根本动因。

逆全球化潮流并非始于今年，这也让中国的外贸企业担心，中国的产业链因为疫

情会被其他国家抛弃、中国会与世界经济被动脱钩。但随着全球范围疫情的扩散，

其他国家出现了大面积停工，中国反倒成为了世界上生产能力最稳定的地区、是

现阶段世界制造业的避风港，因此也必将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现实又一次让《福布斯》的断言破产了，中国市场已经在疫情冲击后逐渐恢复元

气，这对全球抗疫或许是最大的一件好事。

1984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把全球工业体系分成39个大类，191个中类，

525个小类，时至今日，中国是唯一一个什么门类都有的国家。产业链完整是中

国最大的优势。在这一体系下，2019年全球对华供应链依赖度是1.2，而中国对

外供应链依赖度只有0.6。

面对疫情下的全球经济复苏，中国应该有更大的话语权。

只是在全球疫情控制住之前，中国必须保护好我们的产业机构，它们不在别处，

就存在于一个个中小企业中间。

中国中小企业的数量超过3000万家，个体工商户数量超过7000万户，它们仅占

用中国全部企业贷款余额的40.7%，却贡献了全国43%的外贸，并上升为最大进

出口主体，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研发出70%以上的技术创

新成果，吸纳了全社会80%以上的劳动力就业。

所以，解决中小企业的问题就是解决中国人的就业问题、消费问题和生产问题。

而在本次疫情中，冲击最大的正是这些中国吃苦耐劳、劳苦功高的中小企业，它

们中85%正命悬一线，多数扛不过4月份。

据清华北大前段时间的联合调研，60%的中小企业2020年收入预计下降20%以

上；85%的企业现金流最多维持3个月，近70%的企业只能维持不到两个月，34%

的企业最多维持1个月。

据天眼查数据，中国目前有80万家住宿企业，1000万家餐饮企业，26万家旅行

社及相关公司，这些企业超过85%都是个体工商户等中小企业；而这几个行业又

是受疫情影响最重的行业。

怎么保障中小企业和中低收入人群呢？其实，道理粗暴又简单：能不收的钱不收，

能发的钱尽量发。因为当前的局面实在比2008年凶险太多了！如果中小企业不

保，经济和社会稳定都是问题。弱势的中小民企以及弱势的底层人群必须在经济

衰退背景下，由政府来保障——动荡环境中，人们对未来信心不足，有效需求会

大大压缩，政府不发钱，不给出强而有力的支持政策，不在社会保障上作特殊时

期的兜底，中国的消费容易一落千丈，企业也会因市场需求不足而纷纷倒下。

全球总需求下行背景下，中国经济面临着更大的下行压力，如何保证中小企业内

需稳得住、海外市场打得开，是保护中小企业更为关键的问题和解决之道。随着

美联储的降息及无限QE，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空间打开，降准降息均有可能，

但经济下行期内，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会更有效，通过财政政策，为需求侧增长

求解，是着力点。

中国再也不能搞4万亿了，人民币如果能对国内增值、对国外贬值，将很大程度

上解决内外需求问题，这也是关键时期的解决之道。

根据“不可能三角”，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流动自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

汇率的稳定性，只能拥有其中两项，而不能同时拥有三项。因此，中国央行首选

货币政策独立性，就需要在汇率和资本流动之间抉择。

在过去四年间，美联储加息又降息，中国的步伐都独立于美联储，无论加息降息

幅度都远小于美元。美联储启动降息和无限QE后，人民币的汇率压力减轻，货

币政策的空间增大，降准降息都有空间。中国需要一个恰当的时机，继续推行自

己的独立的宏观政策，避免成为危机的“全球埋单人”。

美国在“美国优先”的策略下，走向逆全球化，中国无意间成为全球化的旗手，

同时也通过本次新冠疫情展现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格局。

但是中国依然面临关键挑战：一是如何深化改革开放，能够实现与国际经济体系

的深度融合；二是如何积累“软实力”，特别是能让西方人接受的方式，消除其

他国家的不信任；三是如何能够巧妙地与美国周旋，在修昔底德陷阱格局已经形

成的情况下，避免落入其中。

中国的崛起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中国希望坚定的走和平崛起道路，愿意通

过更大的市场开放、更深层次的深化改革和更广泛的对外合作，共同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美好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