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言学七十年”多人谈

“中国语言学七十年”多人谈

陈章太，戴庆厦，陆俭明，冯志伟，张振兴，周庆生

文改会改名与国家语委创建

陈章太（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国家亟待建设，社会

急需发展，人民生活急待提高。语言文字及其应用同这些方面关系密切，所以党和国家领导决定在全

国范围内开展轰轰烈烈的文字改革运动，主要任务是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

方案》，加强现代汉语规范化。经过几年的努力，文字改革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对国家的政治、经

济、文化、教育、科技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

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对文字改革工作

冲击和影响极大，导致文改工作停滞，机构变动，人员离散，特别是匆促公布《第二次汉字简化方

案（草案）》，引起社会上汉字使用的极大混乱，使文改会受到社会的强烈批评，无法开展工作，国

务院不得不调整文改会领导班子。当时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任副所长，兼《中国语文》杂

志副主编。时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同志分管文改会

工作，我在语言所任副所长时，因为工作关系，跟他偶有接触。在调整文改会领导班子时，他同吕叔

湘先生商议，想调我去文改会工作，吕先生虽感到有些为难，但最终同意我暂调文改会。我到文改会

后，负责日常工作。当时交下来的任务是：（一）筹建文改会新领导班子；（二）研究、制订新时期文

改工作方针任务；（三）组建一支有较强工作能力和科研实力的骨干队伍，充分发挥文改智囊团作用。

在筹建文改会新领导班子时，我们临时班子反复商议、研究，提出

3

个方案报请乔木同志审阅。乔木

同志与中组部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商议后，同意第三个方案，即时任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市政协主席，

过去曾长期任中科院社会科学部副主任的刘导生同志到文改会任主任，陈原、陈章太、王均为副主

任，陈章太兼秘书长。委员会由

26

人组成。

1985

年

12

月国务院发文，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

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仍为国务院直属机构，由国家教育委员会代管。国家语委成立后，

拟扩大工作范围，将民族语文工作、外语工作、科技术语工作、人地名工作等划归国家语委管理，后

因各种原因未能实现。

1986

年

1

月，国家教委和国家语委联合召开规模颇大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

会议”，中央领导人和有关部门、各地区都有代表和专家参加。会议制订了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方针

任务，讨论了有关的重大问题，如宣布废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重新发布《简化字总

表》，宣布今后一个时期内汉字不再简化，汉字形体保持相对稳定；组建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文字

改革出版社”改名“语文出版社”，扩大出版范围；《文字改革》杂志改名《语文建设》；研究拟订语

言文字“七五”规划、制定“八五”规划，大力推广、积极普及普通话；积极促进各省市区及地级市

成立语言文字工作机构，支持协助有关部门成立语言学会、协会等，如中国语言学会、中国应用语言

74

“中国语言学七十年”多人谈 陈章太 等

专题研究

学会（筹）、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中国文字学会、中国语文报刊协会、中国辞书学会、中国中文信

息学会等。之后，国家语委在语言文字工作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协助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推动地方制定语言文字法规；明确提出改革开放新时期要加强语言文字规范化、

标准化、信息化、现代化建设，制定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强调指出开展语言文字工作，要紧密联系语

言生活实际，讲求实效，为国家、社会建设发挥积极作用；开展语言文字事业国际交流合作及港澳台

交流合作等。

文改会改名国家语委，显示了我们国家文字改革方向的转变——从全力加强基础建设转向为改革

开放加强现代化、规范化、信息化的建设。我有幸参加这一重要转型时期的文改工作和语言文字工

作，学到了不少新知识、新理论、新经验，为国家、社会发展更好地服务，感到十分高兴和充实！现

在我年纪大了，常感力不从心，但只要是为我大半生从事的语言文字事业，我又力所能及，我还会尽

力而为！

为少数民族创制文字是中国民族语文工作的一大创举

戴庆厦（云南师范大学汉藏语研究院/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我从事民族

语文工作已有

67

年。

70

年来民族语文工作走过的历程，取得的辉煌成就，我大都经历过，都有具体

而深刻的感受。这里只讲我参加哈尼文创制、推行全过程的体会，介绍一下中国是如何创造性地解决

民族语文问题的。

在旧中国，少数民族普遍处在贫穷落后的状态。许多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有的民族虽有文

字但文字不健全。民族地区普遍教育落后，文盲充斥，严重阻碍少数民族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

一项重要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尽快摸清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情况，为没有文字的民族创制文字，

为文字不健全的民族改革、改进文字。

1956

年

6

月，全国拉开了少数民族语言大调查和为少数民族创制、改革、改进文字的帷幕。中国

科学院和国家民委共同领导，一共组织了有

700

多人参加的

7

支少数民族语言调查队，分赴全国各地

工作。我被分配在第三调查队，主要做哈尼语调查和哈尼文创制工作。

哈尼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玉溪地区、普洱地区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等

地。哈尼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没有文字。前人的哈尼语研究成果很少。

工作队出发前，先在北京进行了

3

周的培训，结业时还在中央民族学院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典

礼。时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的吴玉章同志做了报告，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也到会场祝贺。总理亲

自来到民族语文培训班结业典礼上看望学员，半个多世纪以来成为民族语文工作的传世佳话，鼓励着

民族语文工作者努力做好民族语文工作。

培训班结业后，我就到了昆明，进入哈尼语工作组。全体组员先是编写方言调查大纲，然后分

赴红河州各县、思茅专区、西双版纳州有哈尼族分布的地区调查哈尼语方言。我们每到一地，都与群

众打成一片，深入了解哈尼族社会、文化、生活、语言的情况，了解他们的甘苦以及对创制本族语文

字的渴望和意见。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我们基本上了解了哈尼族方言、土语的特点及差异，写成了

《关于哈尼语方言划分及创制哈尼文的意见》，提出了创制以哈雅方言为基础方言、以绿春大寨为标准

音的哈尼文的方案。我们将方案提交到

1957

年

3

月在昆明举行的“云南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科学讨论

75

语言战略研究

2019

年第

4

期 总第

22

期

会”上讨论。我记得来自各地的

30

余名代表，满怀激情地对创制哈尼文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

致同意哈尼语工作组提出的解决哈尼族文字问题的意见。他们为自己能够当家做主地参加创制自己的

文字的讨论而感到由衷地高兴。

当时，《汉语拼音方案》已经公布。为了方便哈尼族更好地学习汉语文及普通话，我们决定哈尼

文的设计必须尽量与《汉语拼音方案》靠拢，但也要重视哈尼语的特点。

哈尼文设计出来后，经省委决定，我们在哈尼族聚居区的元阳县开办了有

500

多人参加的哈尼文

培训班，学员主要是小学老师、生产队会计、秘书等。经过两周左右的学习，学员们大多能够用哈尼

文拼写哈尼语。有些学员还用哈尼文写出了自己的感想用大字报贴出。之后，我们又分赴元阳、绿

春、红河、金平等县开展群众性扫盲。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各县都有部分群众脱盲，成为识字人。

为了配合群众扫盲，我们还与云南人民出版社的哈尼族编辑一起，突击编出了一些哈尼文读物，

有《哈尼文拼音读本》《哈汉对照小词汇》《哈尼族民歌选》《各族民歌选译》《怎样养牛》《怎样养猪》

《云南小春增产十大措施》等。

广大哈尼族群众衷心感激党和政府为他们创制了哈尼文。他们说：“我们哈尼族世代没有自己的

文字，只有在新中国，才有可能有自己的文字。”哈尼文标准音点所在地的绿春大寨，还立了一个刻

有“哈尼文标准音点”的石牌，让子孙后代永远记住党和政府的恩情。

事实证明，上世纪

60

年代中国开展的少数民族语言大调查以及民族文字的创制、改革、改进工

作，成绩巨大，有着深远的正能量影响力。中国首次对全国

17

个省、自治区的

50

多种少数民族语言

进行了大规模的普查，改变了过去对中国语言文字朦胧的认识状态。我们一共创制了

14

种少数民族

拼音文字。这些举措受到全国各民族的拥护和欢迎，推动了民族大团结。

汉语言文字走向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的起点

陆俭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

/

中文系）　

1955

年

10

月，在中央的直接关怀下，举行了

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汉语言文字学方面的会议，一个是由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召开的

“全国文字改革会议”（

10

月

15

～

23

日），另一个是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举办的“现代汉

语规范化问题学术会议”（

10

月

25

～

31

日）。这两个会议做了

3

件大事：一是制订并通过了《汉字简

化方案》；二是讨论确定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白话文著作为语

法规范的普通话”作为现代汉民族规范的共同语，并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通话；三是建议中国文

字改革委员会早日拟定《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这两个会议的成果很快得到了具体体现：（一）

1956

年

1

月

28

日国务院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二）

1956

年

2

月

6

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广普通话

的指示》；（三）

1958

年

2

月

11

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上述

3

项内容都写进了周恩来总理

1958

年

1

月

10

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报告会上所做的《当前文字

改革的任务》的报告里，足见中央对汉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视。

为什么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央就立即抓语言文字工作呢？要知道，当时新政府面对的是一个满目疮

痍、百废待举的烂摊子，在四亿多人口中文盲、半文盲占了将近

90%

。一个充斥着文盲的国家难以迅

速改变贫穷的面貌，更难以实现工业、农业和国防的现代化。所以，积极开展扫盲运动，大力普及文

化教育，成了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76

“中国语言学七十年”多人谈 陈章太 等

专题研究

要扫盲，要普及文化，就需要克服一些语言文字方面的障碍。那障碍是什么呢？虽然汉字跟汉语

的关系极为和谐，由此确保了汉语在长期的发展中能稳定地延续，不被分化为不同的语言，并对维护

汉语的一致性，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对维护中国的统一，对形成多姿多彩的中华文化，都立下

了丰功伟绩；然而，事物往往具有两面性，我们也必须看到：（

1

）汉语方言复杂多样；（

2

）汉字异体

字繁多、笔画繁复，表音性能很低。这都有碍正常交际，更不利于广大民众的识字扫盲，对普及文化

也带来一定的困难。两个会议的三大重要成果对当时的扫盲和普及文化等工作，无疑是及时雨。从此

以后，普通话在全国推广，至今普及率已经超过

70%

，而且已法定为全国各民族的通用语；简体字和

汉语拼音也对提高全民文化水平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逐步进入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在这一进程中，人类社会也进入了网络化、全球化、智能化的信息时代，语言

文字的重要性，特别是语言文字标准化、信息化的要求日益突出。为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中国的语

言文字工作也进一步走上了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的道路，而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却顾所

来径”，两个会议的那三大成果无疑是汉语言文字走向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的起点。

这三大成果对汉语走向世界，也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

2013

年以来，中国先后提出“一带一路”

建设构想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需

要语言铺路搭桥，需要语言作为打开沟通理解之门的钥匙，作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纽带。因此，全

球范围内必将会兴起更为广泛的学习汉语的新高潮。可以预见，普通话、简体字、汉语拼音都会在推

进全球范围的汉语教学中做出进一步的贡献。

1955

年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学术会议”时，我还是一个刚进北京

大学的青年学生。

60

多年来我逐渐成为一个从事现代汉语教学与研究的语言学工作者，并已进入耄耋

之年。回头看看，那两个重要会议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从汉字信息处理到自然语言处理

冯志伟（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早在

1956

年，自然语言的计算机处理就被列入中国科学

工作的发展规划，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机器翻译、自然语言翻译规则的建立和自然语言的

数学理论”，在国家规划的层面，正式启动中国自然语言处理的研究。

电子计算机是西方人发明的，使用西文打字机键盘。而用电子计算机来处理汉字，就会遇到巨大

的困难，就要解决汉字的代码化、数字化以及汉字输入输出计算机的问题。

因此，中国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就开始了探索和实践。

1968

年研制成汉字电报译码机，

70

年代

中期明确提出“汉字信息处理系统”的研究课题，叫作“七四八”工程。接着，中国开始广泛应用大

规模集成电路存储器和成套的微处理机芯片，为汉字输入计算机提供了物质条件，研制成了一些新型

的汉字输入设备，并配制成各种应用系统。

70

年代估测出汉字的熵，

80

年代制定了《信息交换用汉

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国家标准

GB2312

–

80

），采用双字节对

6763

个常用汉字进行了编码，实现

了汉字的代码化。接着，又制定了第一辅助集（

GB12345

–

90

）、第二辅助集（

GB7589

–

87

）、第三辅助

集（

GB13131

–

91

）、第四辅助集（

GB7590

–

87

）、第五辅助集（

GB13132

–

91

）。其中，基本集和第二、

第四辅助集是简体字集，第二辅助集收简体字

7237

个，第四辅助集收简体字

7039

个，三个字集一共

77

语言战略研究

2019

年第

4

期 总第

22

期

对

21 034

个简体字进行了编码；第一、第三、第五辅助集是繁体字集，分别对应基本集和第二、第四

辅助集中的简体字。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于

1984

年开始研制《信息技术 通用多八位编码字符集

（

UCS

）》（即

ISO/IEC10646

），

1993

年公布了该标准的第一部分（体系结构与基本多文种平面），在

UCS

的表意文字部分，共收汉字字符

20 902

个。这些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的研制实现了汉字的代码

化、数字化，有力地保证了汉字输入研制的顺利进行。汉字输入的研制成果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

汉字输出也是中国自然语言处理研究的特殊问题之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七四八”工程把能

够输出高质量汉字的汉字照相排版编辑系统作为重点攻关项目，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成就，全面取代了传统的铅字排版，在印刷技术上结束了“铅与火”的时代。

随着计算机汉字输入输出问题的解决，中国的汉字信息处理技术得到了多方面的发展，在汉字信

息压缩、汉字自动识别、汉字信息通讯等多项技术上，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今天，一个高度信息化

的计算机汉字文化新时代已经到来，古老的汉字又重新焕发出蓬勃的青春活力。

除了汉字信息处理之外，中国在自然语言处理的其他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部分自然语言处

理技术已经达到或者基本达到实用化水平，如机器翻译系统、语音合成系统、语音识别系统、搜索引

擎、智能问答系统、各种类型的汉语语料库等。

在实际应用的驱动下，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不断与各种新技术相结合，开发出越来越多的实用技

术。例如，网络内容管理和监控的实用技术研究，不仅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有关，而且与网络技术、

情感计算、图像理解等技术有关；语音自动翻译的实用技术涉及机器翻译、语音识别、语音合成、语

音通讯、人机交互等多种技术。

自然语言处理研究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多边缘的交叉学科，我们可以通过语言学与数

学、计算机科学、心理学、认知科学、人工智能、生物学等多学科的通力合作，把人类的语言知识与

计算机的计算能力结合起来，从而解决自然语言处理中的各种困难问题，并进而揭示人类大脑处理自

然语言的奥秘。语言学将成为自然科学、思维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桥梁。一向被视为冷门的语言

学，现在已经成长为一门带头的学科，成为现代科学技术研究的一个热点。语言是人类智能的重要组

成部分，自然语言处理为人工智能技术提供了语言学支撑，成为了人工智能皇冠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中国语言地图集》编制出版中的中国语言学话语权

张振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1983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签订协

议，合作编制《中国语言地图集》（下文简称《地图集》），中方负责人是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

究所所长的李荣研究员，澳方负责人是时任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院长的温棣帆（

Stephen

）教

授。后来有次偶然的机会，李荣先生说起当初中澳双方协议的时候，澳方曾说过如果谈不成，他们只

能去找台湾的“中研院”。李先生二话不说，立即答应澳方的合作要求。由此可见李荣先生高度的政

治敏感性。

既然是中外合作，就不可避免地会对一些关键问题发生争论，有时候还很激烈。记得有次讨论会

上，澳方有人提出在划分方言时应该沿用“土语”的概念，李荣先生就当场反驳，场面有点尴尬。每

逢这个时候，参加讨论的民族研究所所长照那斯图先生总是“两边都说点好话”，起到很好的调和作

78

“中国语言学七十年”多人谈 陈章太 等

专题研究

用。但是，在整个工作过程中，中方学者有两点坚持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记忆。第一是坚持地图上的

国家主权。记得

1984

年夏天，我、熊正辉先生、民族所的毛宗武先生赴澳考察负责地图绘制的澳方

制图室，还特别邀请了国家测绘局地图室的负责人毛占春先生。毛占春逐一审查了各幅草图的国境线

画法，尤其关注南海岛屿的标示法，真的是一丝不苟。第二是坚持我们的理论框架和话语权。因为我

有一定的专业英文阅读能力，李荣先生指定由我和澳方的华裔英文翻译李美华女士，具体讨论地图集

的英文翻译问题。李先生特别嘱咐，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系属分类，汉语方言的五级分类法，涉及中

国语言方言的全套名称术语，包括有关的语音学、音韵学术语，都必须遵守中国语言学的传统用法。

经过几年的努力，《地图集》终于在

1987

年由香港朗文（远东）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了第一分册，

1989

年全部出齐。它包含了

35

幅

34×50cm

大型彩色地图，全面反映了中国语言方言分布的实际面貌，

表现了中国语言方言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的主要特征。它的出版是中国语言学研究的最重大成就之一。

1988

年

3

月

19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举行的大型出版招待会上，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

绳指出：“像《中国语言地图集》这样，用多幅彩色地图的形式，把汉语方言和各少数民族语言及其

方言加以分类、分区，标出它们的地理分布，这在我国还是第一次。”“这是我国国情调查的一个重要

项目，也是我国科学文化领域的一项基本建设。”《地图集》

1993

年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

1977

～

1991

年（首届）优秀科研成果奖，

1999

年

9

月荣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一等奖。

大约在

2002

年初，商务印书馆周洪波先生建议我们绘制新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并表示商

务印书馆愿意资助出版。也是在这前后，香港的邹嘉彦先生不约而同地也提出类似的建议。我立即与

熊正辉先生、黄行先生商议，大家都一致赞成。于是由我负责以“中国濒危语言方言调查研究与新编

《中国语言地图集》”为名，申请中国社会科学院

A

类重大课题，并于当年

9

月获批立项。其中的重

要成果根据周洪波先生的建议定名为《中国语言地图集》（第

2

版），

2012

年正式出版。该图集的图幅

经过两次绘制，前后校对

12

遍，随图的文字说明前后校对

16

遍。几经艰难，实属不易。第

2

版《地

图集》最重要的是对

1987

版做了许多修订、补充。例如，收录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由原来的

80

种增

加到

129

种，图幅由原来的

35

幅增加到

79

幅，同时更新了所有图幅的文字说明。因此，第

2

版《地

图集》全面反映了

1987

版之后的

20

多年里，中国语言调查研究所取得的最新成果。在这段时间里，

中国语言学无论是在汉语方言研究方面，还是在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方面，都获得了爆发式的发展。这

些成绩在实践和理论上都有效地巩固并加强了中国语言学在许多关键领域里的话语权。这些都赋予了

第

2

版《地图集》更多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应用的实际价值。

“语言生活绿皮书”框架构建思路及影响

周庆生（江苏师范大学国家语委语言能力高等研究院/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国家语言文字政策

研究中心）　

2004

年

9

月，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笔者在会上建议，编写

一部中国语言绿皮书年度报告。当时司领导兴趣浓厚。会后，李宇明司长约请王铁琨副司长、郭熙教

授、周洪波编审和笔者仔细商讨，拟尽快启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简称“国家语委”）项目，

由笔者挑头。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课题于

2005

年

1

月正式立项。在构建语言生活绿皮书的框架时，我们

课题组找不到现成的可以直接参考的文献，只好根据不同的目的和需要，参考不同的文献。主要涉及

79

语言战略研究

2019

年第

4

期 总第

22

期

以下

3

个方面。

第一，研究领域。要确定语言生活绿皮书的主要研究领域，我们依据《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

相关规定，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领域概括为：行政法律、教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服务行

业和公共设施等六大领域，并将这六大领域纳入语言生活绿皮书的领域篇中。

第二，篇章结构。在搭建语言生活绿皮书的主要框架时，我们参考了经济、文化、法律等类皮书

的架构，以及加拿大语言白皮书的研究思路，提出语言生活绿皮书的框架大致包括：总述、工作篇、

领域篇、专题篇、热点篇、港澳台篇、参考篇等

7

个部分。

第三，研究语种。传统上，不同语言主管部门组织编写语言论著，“语言分割”“按语言划界”的

思想根深蒂固。国家语委主要编写汉语方面的论著，少数民族语言

a

或外语基本不涉及；国家民族事

务委员会主要编写少数民族语言或民

-

汉双语方面的论著，汉语单语或外语单语基本不涉及。在选定

语言生活绿皮书的研究语种时，我们没有恪守“语言分割”“按语言划界”的传统，只选汉语、不考虑

其他语言，而是参考了《语言和谐思想刍议》一文的观点：“语言和谐追求的是多语言多方言的共存

b

和共荣。各种语言或方言不论大小，都能拥有各自的生存发展空间，各就各位，各司其职。”我们的

做法是，以汉语为主，兼顾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外语。在

29

篇报告中，专论和涉及少数民族语言

的有

8

篇，占总数的

28%

；专论和涉及英语的

2

篇，占

7%

；专论汉语方言的

1

篇，占

3%

。

2006

年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年份，中国第一部语言生活绿皮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

2005

）》由国家语委发布了。教育部副部长、国家语委主任赵沁平当年发表两次讲话，系统提出了

,

阐述了“建构和谐社会，语言文字工作者负有重要的“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是语言文字工作的目标”

c

历史使命”。

回顾

2005

年，我们构建中国第一部语言生活绿皮书时的框架思路，跟

2006

年国家语委发表的

“构建和谐语言生活”理念思想，是一脉相通的，我们当时实际上是在践行尚未出台的“构建和谐语

言生活”的指导思想，也可以说，我们提前在为“构建和谐语言生活”政策提供了一个小小的学术

支撑。

近

15

年来，我们共同呵护了语言绿皮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这颗种子的破土和发育，见

证了这株幼苗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的全过程。特别是近几年，语言生活皮书的发展突飞猛进，令人目

不暇接，始料不及。

语言绿皮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问世

10

年后，在软件和硬件、对外和对内诸多方面都发

挥了重要的辐射作用和积极影响。其软件，衍生出语言蓝皮书《中国语言政策研究报告》、语言黄皮

书《世界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和语言白皮书《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报告》，从而形成国家“白、绿、

蓝、黄”四大语言皮书系列；其硬件，已成为其他皮书的“底盘”，在人才、资源、观念、学术等方

面为其他皮书提供支撑。对外，还出版了相应的英文版、韩文版和日文版；对内，还附带印制了资政

报告《中国语言生活要况》。

责任编辑：王 飙

a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除外。

，《语言文字应用》

2005

年第

3

期。

b

　周庆生《语言和谐思想刍议》

，中

c

　赵沁平《加强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在“国家语委‘十一五’科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政府门户网站，

/srcsite/A19/s7067/200611/t20061128_

。

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