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海雪原与传统小说

“十七年”小说研究《林海雪原》与传统小说李　杨　　能够代表“十七年文学”最高成就的作品,历来被认为是“三红一创”或“三红一歌”,即《红旗谱》、《红日》、《红岩》和《创业史》或《青春之歌》,因为这些与主流意识形态高度契合的作品的确鲜明地反映出这一时代特有的精神状况。然而,在“十七年文学”中还有许多在政治上没有进入主流,却因为拥有非常广泛的读者群的作品同样不可忽略。以《林海雪原》、《新儿女英雄传》、《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等为代表的“革命通俗小说”为例,这一类型的作品虽然在主题思想上与“三红一创”并不存在真正的区别,然而由于这些作品大量借用了传统小说的艺术方式,诸如小说以情节为中心的结构方式、类型化的人物塑造、“花开三朵,各表一枝”以及“大故事套小故事”的叙事方式、情节与叙事节奏上的章回小说痕迹、使用大量“巧合”造成的传奇效果、全知全能的叙事角度等等,因而极大地满足了积淀于读者意识层面与潜意识层面的传统审美习惯,实际上承担了将抽象与超验的“革命”与“政治”通俗化的功能,因而在“十七年文学”的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作为这一类“革命通俗小说”的代表作品,《林海雪原》一直被视为这种“新的政治思想和传统的表现形式互相结合”的典范,①在有关《林海雪原》的创作谈中,只读过六年书,十多岁就参加了革命的曲波,坦承自己的文学知识主要并不是来源于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样的外国小说,而是来自于类似于《水浒传》、《三国演义》、《说岳全②《林海雪原》出版后,小说的“民族风传》等中国传统的通俗小说。《林海雪原》与传统小说203©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

格”即一直为论者所关注,但多停留于以上论及的“形式”范畴。清末民初小说批评家管达如曾将“英雄、儿女、鬼神”视为中国小说的③,本文尝试以此为基点,通过分析《林海雪原》与此三大“三大元素”元素构成的中国通俗小说的三大类型———“神魔小说”、“英雄(武侠)小说”与“言情小说”的内在联系,揭示这部作品与传统通俗小说在人物类型、叙事结构、修辞方法以及艺术风格等等“形式的意识形态”层面更为内在的联系。一、“神魔小说”　　熟悉《西游记》的读者,在阅读《林海雪原》时,很容易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小分队进山剿匪的历程总让人联想起唐僧师徒取经路上斩妖伏魔的经历。《西游记》就是典型的“神魔小说”。《西游记》的真正主题,一直是文人聚讼不已的话题,然而,对于大多数通俗小说的读者而言,《西游记》是一个非常纯粹的描写神魔斗法的激动人心的故事,这个故事隐含的是一整套完整的神是正,魔是邪,正邪对立,邪不压正的道德主题。中国古代的神魔小说都是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西游记》的作者在妖魔身上赋予的邪恶与黑暗的本质与唐僧师徒体现的正义与光明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了加强光明和正义战胜黑暗和邪恶这一主题,作者将许多昭彰的劣迹:诸如残杀、淫荡、阴谋、艰险、抢掠、欺骗等与反对、阻碍、扼杀取经事业的邪恶势力联系在一起,在这里,妖魔的邪恶不仅表现为对取经事业的反对,更是其不可改变的本质的体现。《林海雪原》完整地重现了《西游记》的叙事策略,对于《林海雪原》的作者而言,取消这群政治土匪合法性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叙事使他们失去道德上的合法性。“剿匪”体现的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两种政治力量之间的较量,这里的反面人物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打家劫舍的204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第四期©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

土匪,而是一群有着明确政治诉求的政治土匪。然而,在《林海雪原》中,这两种现代政治力量的斗争被转述为纯粹的道德冲突,变成了发生在被“神化”的解放军战士与被“妖魔化”的国民党土匪之间的“神魔”较量。代表正义力量的小分队战士诛奸除恶、为民除害、施财济困、见义勇为、嫉恶如仇、助人为乐、知恩图报,这些民间伦理早已泛化于广大平民大众心中,成为民间社会的价值、行为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集中体现出这些美德的小分队实际上成为了民间伦理的体现者与捍卫者。与被神化的英雄相对的土匪则是民间伦理的破坏者,在没有边际的非理性的烧杀掳虐活动中,将这些无恶不作、凶狠残暴、尔虞我诈的土匪统一起来的已经不是他们的政治立场,而是带有变态色彩的超现实的兽性。将反面人物妖魔化———野兽化的方式,常常是神魔小说表达现实诉求的方式,《西游记》中的妖魔,几乎都是动物变成的精怪,它们的原形,有的是狮子,有的是老虎,有的是象,有的是熊,还有的是蟒蛇、老鼠、蜈蚣、蜘蛛……等等,这种超现实的漫画式的人物形象地展示出道德意义上的善恶对立。这也正是《林海雪原》的方式。这是匪首许大马棒出场时的形象:　　　　他是杉岚站人,身高六尺开外,膀宽腰粗,满身黑毛,光秃头,扫帚眉,络腮胡子,大厚嘴唇,不知几辈以前他许家就成了这杉岚站上的恶霸。(见《林海雪原》作家出版社1958年7月北京第一版第23页,以下小说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一一注明)如果说许大马棒是以凶狠残暴著称,那么,匪首座山雕的形象则无处不透露出他的阴险奸诈:　　　　座山雕坐在正中的一把粗糙的大椅子上,上面垫着一张虎皮。他那光秃秃的大脑袋,像个大球胆一样,反射着像啤酒瓶子一样的亮光。一个尖尖的鹰嘴鼻子,鼻尖快要触到上嘴唇。下嘴巴蓄着一撮四寸多长的山羊胡子,穿一身宽宽大大的貂皮袄。他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幅大条山,条山上画着一只老鹰,振翘着双翅,《林海雪原》与传统小说205©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

单腿独立,爪下抓着那块峰顶的巨石,野凶凶地俯视着山下。(第198页)　　如果说许大马棒是一头凶恶的熊,那么,座山雕则是一只阴险的雕,而他们手下的小土匪更是一个个丑恶的小鬼:　　　　刘勋苍这时才细细看了这个土匪的长相,真是好笑,长得像猴子一样。雷公嘴,罗圈腿,瞪着机溜溜两只恐怖的猴眼。脸上一脸灰气,看着就是个大烟鬼。———这是小土匪刁占一。(第71页)　　　　他的脸又瘦又长,像个关东山人穿的那没絮草的干乌拉。在这干乌拉似的脸上,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标志———他的右腮上有铜钱大的一颗灰色的痣,痣上长着二寸多长的一撮毛,在屋内火盆烘烤的热气的掀动下,那撮毛在微微颤动。———这是座山雕的副官、小土匪刘维山。(第148页)……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幅土匪的群丑图,与其说是一个历史化的现实领域,不如说是一个纯粹的由魑魅魍魉组成的“动物世界”。不过,土匪中最让人不齿的形象还是女匪蝴蝶迷。蝴蝶迷的父亲是“作威作福,花天酒地”、一共娶了“大小七个老婆”却在人们的诅咒中无法生育的大地主姜三膘子,“大概是在他五十三岁那年上,娶了第五房,这个小老婆是牡丹江市头等妓女海棠红。姜三膘子把她赎买出来七个月时,生了一个稀罕的女儿,人们背地里议论说:‘这还不知是谁的种呢?’”(第22页)生于邪恶的蝴蝶迷,自然无法摆脱邪恶的本性。这是她的“尊容”:　　　　要论起她的长相,真令人发呕,脸长的有些过分,宽大与长度可大不相称,活像一穗包米大头朝下安在脖子上。她为了掩饰这伤心的缺陷,把前额上的那绺头发梳成了很长的头帘,一直盖到眉毛,就这样也丝毫挽救不了她的难看。还有那满脸雀斑,配206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第四期©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

在她那干黄的脸皮上,真是黄黑分明。为了这个她就大量地抹粉,有时竟抹得眼皮一眨巴,就向下掉渣渣。牙被大烟熏得焦黄,她索性让它大黄一黄,于是全包上金,张嘴一笑,晶明瓦亮。(第22页)不可思议的是,如此丑陋的蝴蝶迷竟是土匪中出名的淫娃荡妇,她不断与不同的男性鬼混,上山当了土匪后,她成了许大马棒父子共同的姘妇,许大马棒死后,她又成了郑三炮的姘头,被郑三炮抛弃后,她更加肆无忌惮:　　　　这个妖妇从许大马棒复灭后,成了一个女光棍,在大锅盔这段时间里,每天尽是用两条干干的大腿找靠主。(第413页)在传统叙事中,淫荡的女人总是比最凶狠的男人更能引起读者的憎恶,这生动地说明了在道德的等级制中女性的真正位置。在书写土匪“恶”的本质的过程中,蝴蝶迷的作用无疑是无法被取代的,她使土匪的“凶恶”本质增加了“邪恶”的成分。蝴蝶迷这样集丑陋与淫荡于一体的反面女性形象在古典神魔小说中并不多见,这种极端化的恶的形象表现出更为本质化的政治道德化诉求。如果说蝴蝶迷的出生具有象征意义,她的死亡同样让人难以忘怀。这是杨子荣刀劈蝴蝶迷的场面:　　　　“蝴蝶迷看刀!”随着喊声,蝴蝶迷从右肩到胯下,活活地劈成两片,肝肠五脏臭烘烘地流了满地。(第538页)可以与此对照的是土匪刀劈老百姓的一个场面:　　　　程小武的新媳妇,几次扑了上去,都被蝴蝶迷抓着头发甩回来。她再也忍不住胸中的仇恨,便拼命地扑向蝴蝶迷,双手一抓,把蝴蝶迷的大长脸,抓了十个血指印。她正要再掐那女妖的脖子,不幸却被许福抓住了她的乱发,抽出了战刀剖开了她的肚子。她那坚贞的肝胆坠地了……(第28页)不知是否出于作者个人的偏爱,小说中一再出现刺刀剖腹、“肝胆坠地”的血腥镜头。这些通常出现在以写“恶心”著称的现代派作家《林海雪原》与传统小说207©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

笔下的“少儿不宜”的场面,却被现实主义作家用来展现让人难以忘怀的“身体伦理”———因为“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作为人的身体器官的“肝肠”也会散发出不同的道德气息。具有神性的“革命者”的“肝胆”是“坚贞”的,而动物化的“反革命”的“肝肠”则是“臭烘烘”的,在这里,政治斗争完全变成了人兽之争。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被神化的英雄形象,吴承恩曾在一首有名的《二郎搜山图歌》中想像过二郎神除妖的英姿,诗曰:　　　　少年都美清源公,指挥部从扬灵风,星飞电掣各奉命,罗要使山林空。名鹰博　犬腾啮,大剑长刀莹霜雪。猴老难延欲断魂,孤娘空洒娇啼血。江翻海搅走六丁,纷纷水怪无留纵,青锋一下断狂虺,金锁交缠擒独龙。神兵猎妖犹猎兽,探穴捣巢无逸④寇。平生气焰安在哉,爪牙虽存敢驰骋。《林海雪原》中的少剑波,活脱脱是吴承恩笔下的这位二郎神。超现实的神魔争斗必然极大地简化现实斗争的复杂性,因此,这些活跃在林海雪原的土匪无论外表和行为多么凶顽,由于总是无法逃脱神布下的法网,因此始终无法给人带来真正的恐怖感,难怪有批评者认为小说美化了艰难的剿匪斗争。然而,这种超现实的传奇性显然并非出于作者的艺术虚构,而是传统神魔小说特有的“邪不压正”的伦理原则的体现。二、“英雄———武侠小说”　　许多从事中国通俗文学研究的学者,在论述古代英雄传奇向新派武侠小说的发展时,常常从《三侠五义》、王度庐一步跨到了金庸、梁羽生、古龙。殊不知“英雄———武侠小说”传统在50年代以后的大陆中国文学中并没有断流,以《林海雪原》为例,这部与金庸的《书剑恩仇录》同年出版的作品,已经包含了金庸代表作品中最基本的元素。这些武侠小说元素无疑成为了这部小说受到广泛欢迎的重要原因。208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第四期©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

关于武侠小说的叙事模式,在不同理论家的归纳中有不同的形式,然而无论在何种形式中,都不会缺少血债与报恩复仇这些基本的元素。在经典的侠义小说中,血仇———通常是主人公遭逢的灭门之仇常常是叙事的起点,幸存的主人公走上了漫漫的复仇之路,手刃仇敌成为了主人公生存的唯一意义。“丈夫第一关心事,受恩深处报恩时”,报恩与复仇历来是侠义小说表达得最为集中的伦理观念。侠意识观念渊源于原始正义观念,即原始氏族公社成员所尊奉的观念,因此,摩尔根认为“为血亲报仇这种古老的习俗,在人类各部落中流行得非常广,⑤,由此可见,这种报恩复仇的侠意识并非为其渊源即出自氏族制度”中华民族所独有。然而,在氏族社会解体之后,报恩复仇却成为了中国特有的家国同体的社会形式的重要表现方式。只有在家国一体的社会中,为亲复仇才在“尽孝”的同时具有为国“尽忠”的意义。孔子就公开主张为亲人复仇,⑥在儒家思想中,忠孝一体,孝悌为本,基本的原理是“移孝作忠”,“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以移于君”,为亲人复仇体现出“血缘”的神圣不可侵犯。由于“血缘”是由家及国的起点、基石和范型,是“人”确立自身的基本依据,因此,以“义”为道德出发点的“侠客”只能是血缘宗法制社会的英雄。这也是西方武侠小说不发达的重要原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报恩复仇的观念通过小说与戏曲的不断传播已经内化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正因为为亲人“复仇”成为了武侠小说最重要的元素,因此,“反武侠”与“解武侠”的小说常常以消解“复仇”这一元素为基本的手段。以金庸的收山之作《鹿鼎记》为例,金庸把主人公韦小宝写成了一个妓女的儿子,其实是大有深意的安排。由于“无父”,韦小宝永远不可能遭逢困扰几乎所有武侠英雄人物的“杀父之仇”,而永远“无仇可报”的韦小宝也永远无法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侠义英雄,这也注定了以韦小宝这样的人物作为主人公的《鹿鼎记》根本无法发展成一部真正的“武侠小说”。可以说,金庸正是通过这样的安排来达到彻底解构武侠世界的目的,用以完成对自己的武侠幻梦的彻底终结。因此,《林海雪原》与传统小说209©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

可以说,《鹿鼎记》的故事恰恰从反面证明了“为父复仇”以及“为亲人复仇”对于武侠小说的重要性。《林海雪原》讲述的是40年代末期一支解放军小分队奉命深入东北林海雪原清剿国民党残匪的故事。在与《林海雪原》同时出现的描写知识分子成长的小说《青春之歌》与描写农民成长的小说《红旗谱》中,像林道静、朱老忠这样的小说主人公的“成长”都体现在对个人仇恨的克服及其“阶级意识”的觉醒。《林海雪原》的写作方式与这些高度意识形态化的作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在《林海雪原》中看到的是一个复活的个人“复仇”故事。《林海雪原》以“血债”作为首篇拉开了叙事的帷幕,当青年军官少剑波奉命驰援被土匪袭击的村庄时,万恶的土匪凶残地杀害了少剑波唯一的亲人———一直“代父”将少剑波抚养成人的姐姐鞠县长。我们的主人公一下子被抛掷在一个武侠小说的读者异常熟悉的情景中———　　　　那位老人弯腰顿足喊着:“鞠县长!鞠县长!……”他悲愤得再也说不下去了,只是用手连连指着西山。剑波当即面色变得苍白,心像一块重重的冷铅沉下去,绝望地只问了一声:“什么地方?”“西山上……”高波毕竟还是个孩子,没有成年人那应有的理智,刚一张嘴便呜呜地大哭起来。剑波的脑子顿时轰的一阵像爆炸了一样,全身僵直了,麻木了,僵僵地瞪着两眼呆了半晌:“走!走!”他说出的声音已完全不像是他自己的。(第8页)当少剑波心急如焚赶到西山,土匪已经逃逸,剩下的只是被土匪“剖开了肚子,肝肠坠地,没有了一只耳朵”的姐姐:　　　　剑波一看到这场惨景,眼睛顿时什么也看不见了,失去了视觉;头像炸开,昏昏沉沉,失去了知觉,就要倒将下来。高波一把扶住:“二零三!二零三!”一面哭泣,一面喊。(第8页)210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第四期©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

《林海雪原》一开始即将主人公放置在这种被经典化的情境中,与一股熟悉和亲切的文化气息重逢的读者与我们的主人公一同踏上正义的复仇之旅。在找到了这个重要的意义生长点之后,“剿匪”这一凶险的人生之旅就不再只是“党”的任务,而同时还是———或许还更重要的是作为个体的少剑波对自身的伦理道德要求:　　　　控诉的人群里,他仿佛又听到姐姐的声音:有她少女时期对着孤灯劳动的咳嗽及低低呻吟声,有她动听的讲课声,有她参军后唱不尽的歌声,有“小波,小波”温柔的呼唤声,有她和姐夫的谈爱声……他又好像觉得挂在他胸前的那个兜兜在跳动,这跳动的声音和他小时伏在姐姐怀里睡觉时听到姐姐心音的跳动声一模一样。但是,这所有一切的声音似乎都在说:“小波!别流泪!杀敌!报仇!”悲痛,此刻已完全变成了力量,愤怒的火焰,从剑波的眼睛里猛喷狂射……(第19页)这个时候的少剑波已经变成了一颗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的复仇的子弹。当“剿匪”变成了“复仇”,外在的政治任务也就被有效地转化成了内在的道德要求。被土匪凶残地杀害的“鞠县长”,远远不仅仅是一个共产党的县长,这是一个善良的“姐姐”,一个慈祥的“母亲”。事实上,少剑波的“血仇”还只是叙事的起点,从此以后的全部剿匪故事都是这一逻辑的展现,小说中所有的主要正面人物———无论是杨子荣这样的小分队战士还是普通的百姓都有亲人被杀害的痛苦经历,为亲人复仇成为了他们最为内在的冲动,也成为了叙事的动力与方向。通过这样的叙事策略,《林海雪原》将政治使命转述为一个道德化的中国故事。道德与政治的一体化是古代中国“家国一体”与“家国同构”的政治文化体制的必然产物,在这种关系中,言国家之治的“政治”与言个人之修的“道德”连成一片,不但政治的权力道德化了,道德也被政治权力化了。道德被视为政治合法化的唯一依据,人有德即有天《林海雪原》与传统小说211©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

命,天命又与德性一致,故有德必能唤起百姓大众的共信与共识,形成政治权力的基础,这一政治文化特点使政治的道德化成为传统政治寻求合法性的最为重要的方式。因此,对于《林海雪原》的作者而言,将政治的使命转换为一个道德的命题,既是时代对文学的要求,同时亦可视为传统文学为革命文学提供的不可替代的资源。《林海雪原》与武侠小说乃至金庸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的关系,还不仅仅体现在基本情节的设置上,而且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也与金庸等人的武侠小说极为近似。以男性英雄的刻画为例,金庸小说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成就之一就是塑造了杨过、黄药师这样“刚柔并济”的全新的男性英雄的形象。这些“侠骨柔肠”、“剑胆琴心”的“双面英雄”全面超越了英雄传奇或旧武侠小说人物的境界,继承和发展了新派武侠小说的艺术探索,因而一直被视为金庸小说最重要的艺术成就之一。非常有趣的是,《林海雪原》中的少剑波就是一位完全可以与金庸笔下人物相媲美的“双面英雄”。当代作家在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创造的如此近似的艺术形象,显然因为他们面临着同样的文化传统。这一特定人物类型的塑造,无疑与中国传统小说的另一门类———“言情小说”及其与“武侠小说”的杂交变种———“侠情小说”有关。三、“言情小说”　　通俗小说最基本的要素一为“英雄”,二为“男女”,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英雄”加“儿女”(男女),用更通俗的表述,则是“拳头”加“枕头”,到现代则有更学术化的称谓:“暴力”加“色情”。但最具通俗性的两大要素在不同的时期与不同的文化中,形态并不一致。《林海雪原》中的情感故事,就主要体现出晚清以后出现的“侠情小说”的影响。无“情”无“性”似乎是明清以前的中国小说中男性侠客的共同212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第四期©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

特征,在读者最熟知的英雄传奇中出没的理想男性大都是热衷于除暴安良,对男女情事浑然不觉,“并无淫欲邪心”,一派天真的禁欲主义好汉。水泊梁山武松式的带有明显的“厌女症”倾向的绿林好汉就是这类“粗豪”男性的代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明代后期才有所改变,明代末年是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教条和佛学的禁欲主义思想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在戏曲小说领域,掀起了一个以“才子佳人小说”为代表的写“情”文学的高潮,文坛的主角由“目中无女”的“莽汉”一变为“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书生”。这种转变无疑给通俗小说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过分“滥情”与过于懦弱的书生又使文学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随着人们对这种脂粉气过于强烈的才子佳人小说的逐渐厌倦,便有了尝试调和“英雄”“儿女”、统一“侠”“情”关系的所谓“侠情小说”。清初的《好逑传》与清咸丰、同治年间的《儿女英雄传》可视为这类小说的最初代表。明教中人的《好逑传》的主人公秀才铁中玉年方二十,集“英雄”“儿女”于一身,生得丰姿俊秀,才略出众,胆识过人,性格刚毅,既通经史,又谙武艺,虽是一介书生,却有一股刚毅豪爽之气,与同样才智双全的奇女子水冰心成就了一段美满婚姻;而文康则在《儿女英雄传》中直接宣称“儿女无非天性,英雄不外人情”,“有了英雄至性才成就儿女心肠,有了儿女真情才做得出英雄事业”,一心要把“侠烈”与“温柔”合二为一,捏合出一个“英雄儿女,儿女英雄,一身兼备”的模式。然而,由于不可能真正摆脱封建礼教的限制,这两部最早的“侠情小说”并不成功。《好逑传》中的铁中玉与水冰心仍然在封建礼教的泥潭中挣扎,文康用以整合“英雄”与“儿女”的武器仍是“人情天理”、“节义忠孝”这些封建伦理,因此在大谈了一番“性情”之后,结论仍然是“以礼制情”,成了一锅半生不熟的夹生饭。不过,由于侠情小说真正满足了民间大团圆的审美欲望,武侠与言情的合流最终成为了通俗文学的方向,“到清末,单纯‘缠绵悱恻’的风月传奇,或‘粗豪略脱’的侠义小说,都很难令人满《林海雪原》与传统小说213©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

意。‘儿女’与‘英雄’,或曰‘情’与‘侠’的结合,可谓势在必⑦行。”越来越多武侠小说的正面主人公变成为侠情兼备的“双面英雄”。在惊险曲折的漫游路上展现男女侠客的爱情,成为了武侠小说写作的一大诀窍。侠情小说的真正高潮是在民国以后,随着封建伦理纲常的崩溃,逐步融入现代意识的现代侠情小说从王度庐开始已摆脱“伦常”的缠绕,从情与义、情与理、灵与肉的冲突中揭示侠与情的现代意蕴。《林海雪原》深深地打上了“侠情小说”的印记。少剑波是典型的只能在晚清侠情小说之后才能出现的英雄人物。这位二十二岁的“少帅”“精悍俏爽、健美英俊”,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既有科学知识,又有文学才华,自然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很自然成了民众的救星与小分队的灵魂。面对这样智勇双全的理想男性,天真的女护士白茹情不能禁,认为这位只有二十二岁的小首长,智慧那么多,胆魄那么大,却又那么谦虚,常常说:“一切归功于党,一切归功于群众。”杨子荣对少剑波的评价是:“就像你,二零三首长,由于你身经百战,所以你指挥千军万马,就像挥动你自己的两只拳头一样,这一点,我无论如何办不到……”小分队的战士对少剑波无不五体投地,他们欢腾若狂地嚷道:“我们二零三首长真是文武双全。”夹皮沟的老百姓更是将少剑波奉若神明:“这一来剑波在夹皮沟,已成了神话中的人物。”剑波面对群众的个人崇拜,特地谦逊地作了一番解释,认为自己“只费了一番计划的力量”……新派武侠小说中的主人公常常体现出作者的自恋,在这一点上《林海雪原》并无例外。然而,《林海雪原》并不满足于将少剑波刻画成英雄传奇中的“儒将”,为了表现少剑波的“柔肠”,作者刻画了少剑波的文人气的软弱与感伤。在小说不断渲染的少剑波对姐姐的无限深情中,少剑波始终没有摆脱稚气未脱的“弟弟”的形象,在回溯少剑波的成长时,小说使用了大量的肢体语言,如抱、搂、拉、吻,这些爱的动作支撑了少剑波的成长,姐姐被杀后,少剑波始终没能从痛苦和对姐姐的思念中摆脱出来,他经常会不由自主地陷入对惨死的姐214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第四期©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

姐的感伤怀念中不能自拔。在姐姐和首长无微不至的关爱面前,少剑波始终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这种无法摆脱的书生气使少剑波完全不同于小分队那些不解风情的粗豪的战士,当然,也使少剑波实在不像我们在真正的政治小说中见到的那些成熟而坚强的“共产党人”———然而,却使他更接近于符合民间理想的英雄形象。当然,最能体现出“儿女”、“英雄”结合的方式是少剑波与小分队女护士白茹之间缠绵悱恻的爱情。小说对男女主人公之间相互虚构、相互排斥、相互吸引、相互渴求的细腻描述,极尽小儿女的情致,凸现出才子佳人小说的趣味,少剑波大破威虎山后,雪夜萌情心,诗兴大发,在日记本上挥笔赋诗,赞美心上人白茹。诗曰:万马军中一小丫,颜似露润月季花。体灵比鸟鸟亦笨,歌声赛琴琴声哑。双目神动似能语,垂髫散涌瀑布发。她是万绿丛中一点红,她是晨曦仙女散彩霞。……一对英雄美人的诗情画意将刀光剑影的林海雪原变成为风景旖旎的温柔乡,也将“剿匪”变成了浪漫与凶险兼备的诗意长旅,难怪当时有的“从政治出发”的批评家指斥这种叙事态度是为艰苦的战斗“抹上一笔桃红的彩色”。如果说吟诗作画尚属文人习气,那么,诸如智破威虎山后少剑波偷窥白茹睡觉的场面则带有传统小说中特有的世俗气息了:　　　　剑波冒着越下越大的雪朵,走来这里,一进门,看见白茹正在酣睡,屋子暖暖的,白茹的脸是那样的红,闭阖着的眼缝下,睫毛显得格外长。两手抱着剑波的皮包,深怕被人拿去似的。她《林海雪原》与传统小说215©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

自己的药包搁在脸旁的滑雪具上,枕着座山雕老婆子的一个大枕头,上面蒙着她自己的白毛巾。头上的红色绒线衬帽已离开了她散乱的头发,只有两条长长兼作小围巾的帽扇挂在她的脖子上。她那美丽的脸腮更加润细,偶尔吮一吮红红的小嘴唇,腮上的酒窝微动中更加美丽。她在睡中也是满面笑容,她睡得是那样的幸福和安静。两只静白如棉的细嫩的小脚伸在炕沿上。剑波的心忽的一热,马上退了出来,脑子里的思欲顿时被这个美丽的小女兵所占领。(第308)这又是一个经典的“穆尔维式凝视”!宋伟杰曾将金庸名作《书剑恩仇录》中男主人公陈家洛偷窥香香公主洗澡的场面称为体现男性狂⑧,这种不断出现于中国通俗小说的场景,表达想的“穆尔维式凝视”出的常常是男性主人公与男性作者与男性读者的共同欲望。然而,以“工人”“农民”为对象的“革命通俗小说”与金庸代表的文人化的新派武侠小说并不完全相同。再以《书剑恩仇录》为例,在湖中裸身洗澡的香香公主在陈家洛眼中却是“明艳圣洁,仪态不可方物”,这显然是一种没有任何“非分之想”的文人式的精神“凝视”,而少剑波眼中的这幅“美人冬睡图”透露的趣味,尤其是“两只静白如棉的细嫩的小脚”在“少帅”身上引发的不可遏止的“思欲”显已超出了“精神恋爱”的范畴。在这一点上,“革命通俗小说”残留着未被完全“擦抹”的原生态的“革命”特有的一份粗鄙性,与此同时,它还凸现出“革命”与另一种“民间”———非文人化的市井文化的联系,或许因为这个原因,“政治与性”才成为解读这一书写了一代人的个人、集体记忆的文本不可忽略的重要维度。就《林海雪原》的叙事目标而言,写“男女之情”当然是为了凸现“时代风云”,然而,与《林海雪原》借鉴武侠小说对公仇私恨进行的有效整合不同,对更为个人化的男女爱情进行政治化处理显然要困难得多,因此,《林海雪原》出版后,少剑波与白茹的故事一直备受批216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第四期©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

评家诟病,不少评论都认为白茹的形象因为影响了少剑波的纯粹性而纯属多余。然而,批评家可能不得不承认,这些差强人意的爱情描写,却是决定小说畅销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来自民间的读者而言,“小⑨。至于不写男女之情依然“动人”说之足以动人者,无若男女之情”的小说,或以泯灭男女之情为己任的小说,那已经不是“革命通俗小说”的使命了。　　　　注①　吴岩著《谈“林海雪原”》,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7月第1版1页。　　　　②　曲波在《关于“林海雪原”》一文中说:“我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文学名著,其中人物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曾深深地教育了我,它们使我陶醉在伟大的精神气概里。但叫我讲给别人听,我只能讲个大概、讲个精神,或者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可是叫我讲《三国演义》、《水浒》、《说岳全传》,我就可以像说评词一样地讲出来,甚至最好的章节我还可以背诵。这些作品,在一些不识字的群众间也能口传。因此看起来工农兵群众还是习惯于这种民族风格的。”此文见1957年11月9日《北京日报》。③　管达如:《说小说》,见《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401页。④　见《吴承恩诗文集》,刘修业辑校,1958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⑤　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5页。⑥　《礼记・檀弓》篇记载:“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苦,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意为:报父母大怨,志在必得,应当不做官或辞官,专心准备复仇之事,睡草席枕盾牌,在保持居丧礼节时不断砥砺斗志,一旦与仇人在街市相遇,随身携带兵器,立即同仇人搏斗。《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也称:“父母之仇,不与共生;兄弟之仇,不与聚国;朋友之仇,不与聚乡;族人之仇,不与聚邻。”⑦　见《陈平原小说史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第992页。⑧　宋伟杰:《从娱乐行为到乌托邦冲动》,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23页。⑨　林纾:《〈不如归〉序》,《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354页。[李杨　北京大学中文系　邮编100871]《林海雪原》与传统小说217©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